解放后，范绍增对他的七个妻子说：“现在一夫一妻制，我只能留一个！”姨太太们都觉得自己会被留下，可他的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婚姻习俗也面临着彻底的改革。从达官显贵到地方富豪，旧社会一夫多妻的现象极其普遍，即使在民国时期，像杜月笙、范绍增这样的名流，家中也都有多个伴侣。这些女子，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传统婚姻模式中，“一妻多妾”是核心结构，无论男子有多少个女人，只有正妻才被法律认可，其余都只是妾室。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在民国尤为突出，正妻被称为“太太”，妾室则被称为“姨太太”。范绍增的婚姻便是这制度的鲜明写照。他十四岁时遵从父母之命娶了陈文兰为妻，之后陆续娶了六位妾室。这位川军将领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范绍增1900年出生于四川大竹县，早年加入袍哥会，后从军。随着军衔的提升和财富的积累，他又娶了张绍芬、叶邵芳等六位女子为妾。据《大竹县志》记载，七位女子为他生育了十二个孩子。他的收入除了军饷外，还包括与杜月笙合资经商的利润，这在当时的军政界很常见。
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担任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的范绍增于12月在渠县起义。起义后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他的六位妾室。旧有的家庭模式必须适应新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范绍增采取了一种务实而智慧的解决方法。起义前夕，他坦诚地与家人商谈，愿意离开的，他提供安置费帮助她们另谋生路。最年轻的何署熙选择去香港发展，范绍增立即给了她足够的资金。这种和平分手的模式，成为当时解决类似问题的普遍做法，因为很多妾室离婚后缺乏谋生的能力，经济补偿是必要的。
起义成功后，范绍增回到四川，召集家人开会。根据新颁布的《婚姻法》，他决定只保留与原配陈文兰的婚姻关系。陈文兰多年来侍奉公婆，操持家务，年纪大了，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其余五位妾室都与他协议离婚，各自获得补偿金，开始新的生活。只有叶邵芳坚持“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不愿离开。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给予了特殊的照顾。经民政部门批准，叶邵芳被允许以生活助理的身份继续留在范绍增身边。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既尊重了个人意愿，也符合当时的政策方针。1953年，范绍增担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时，叶邵芳仍以工作人员的身份陪伴左右，直到1977年范绍增去世。
范绍增处理家务事的案例，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婚姻制度转变的过程。当时解决“姨太太”问题主要有三种方式：协议离婚并给予经济补偿，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以及对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处理。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新婚姻制度的顺利实施。回首这段历史，“姨太太”现象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全面实施，使一夫一妻制成为社会共识。曾经的身份标签逐渐消失，那些被称为“姨太太”的女性，在新社会获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开启了各自的人生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