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军轰炸东京半年，然而却收效甚微，这时指挥官李梅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1945年，美军轰炸东京半年，然而却收效甚微，这时指挥官李梅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三百多架轰炸机携带2000吨凝固汽油弹，全部倾泻在东京街头，一时之间，整个东京都在燃烧…… 3月9日深夜，三百多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卸下了大部分自卫机枪和弹药，甚至连部分燃油都精打细算，就为了能多塞点这要命的燃烧弹。 它们像一群从地狱放出来的秃鹫，黑压压地低空掠过东京上空，飞行高度只有1500到3000米，日本那点可怜的夜间防空力量和高射炮在它们面前基本成了摆设。 领航飞机先投下照明弹，惨白的光柱撕裂夜空，燃烧弹划出死亡的轨迹，在预定的下町等平民聚居区砸出一个巨大的、燃烧的“X”型，为后续的大部队精准地标定了屠戮的坐标。 随即，一架架B-29依次进入，将成捆的凝固汽油弹像播种一样撒向密集的街区。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东京当晚的风速还不小，这简直是给李梅的计划又加了一把柴。 木质房屋迅速被点燃，火苗蹿起几米高，很快连成一片火海。纸质的拉门、榻榻米、木制家具，都成了绝佳的燃料。火势蔓延的速度超乎想象，几分钟内，一条街巷就可能被吞噬。 逃难的人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凄厉的哭喊声、房屋倒塌的轰鸣声、火焰爆裂的噼啪声，混杂在一起，成了东京末日的交响曲。 许多人在睡梦中就被活活烧死或窒息而亡。侥幸冲出家门的人，也很快发现自己无路可逃。街道成了火道，空气被灼烧得滚烫，吸入肺里都是一股焦糊味。 有人跳进河里试图躲避，但燃烧的汽油漂浮在水面，河水也成了“滚油锅”，甚至有些凝固汽油弹里添加了活泼碱金属，遇水反应会释放氢气并燃烧，威力更大。 据幸存者回忆，当时隅田川上漂满了尸体，有些还在燃烧。许多人不是被直接烧死，而是死于高温、缺氧，或者在拥挤踩踏中丧生。 言问桥上，试图过桥的人流被两头的大火堵住，桥面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焚尸炉。 这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轰炸，直接将东京约41平方公里的区域夷为平地，近27万栋建筑付之一炬。 日本政府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接近10万，受伤人数也高达10万，更有超过百万市民无家可归。 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精确统计，因为许多人直接被烧成了灰，连尸骨都找不到。日本政府花了整整25天才基本清理完遍地的焦尸。 这一切的幕后操盘手，就是柯蒂斯·李梅。这位在欧洲战场就以铁腕和冷酷著称的指挥官，1945年初调到太平洋战区，接手对日战略轰炸。 他很快就看明白了，以前那套在欧洲玩得转的高空精准轰炸，搁在日本这儿，根本就是隔靴搔痒。 日本的工业体系不像德国那样高度集中，很多军需品生产分散在居民区里的小作坊，高空投弹精度差，加上日本多木质建筑，常规炸弹下去往往炸个坑就完事了。 李梅研究了日本城市特点和气象条件，发现东京这种“木板糊的城市”简直是燃烧弹的天堂。于是，他力排众议，推出了这个“低空、夜袭、火攻”的方案。 他甚至对部下说：“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未听过的大鞭炮！” 他坚信，只有用最惨烈的方式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民心士气，才能迫使其尽快投降，从而避免美军进行更惨烈的本土登陆作战。 “李梅火攻”的效果立竿见影。东京大轰炸之后，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锐减40%以上，它彻底击垮了日本民众的心理防线。 此前的高空轰炸虽然讨厌，但伤亡有限，这次却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城市被烧成白地，亲人邻里化为焦炭。 紧接着，美军将这种火攻战术如法炮制，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六十多个日本城市燃起大火。 这场大轰炸，连同后来的原子弹，以及苏联对日宣战，共同构成了压垮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几根稻草。 从国际局势来看，它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 但另一方面，这种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也引发了巨大的道德争议，被指责为战争罪行。李梅自己也承认，如果美国战败，他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拉拢美国，甚至在1964年授予李梅“勋一等旭日大绶章”，以表彰他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建设的“贡献”，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东京大轰炸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日本的城市规划上，战后重建的城市，大量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极大地加强了消防系统。 这段惨痛的记忆，与广岛、长崎的核爆一起，成为日本社会反战情绪的重要来源，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 然而，正如一些日本学者和幸存者所指出的，日本社会在强调自身“被害”的同时，往往选择性地遗忘或淡化其作为“加害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及为何会招致如此惨烈的报复。 东京大轰炸的官方纪念远不如广岛、长崎那样受到重视，也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历史认知。 信息来源：长江商报《“李梅火攻”：东京大轰炸》 新京报《东京大轰炸：那些被掩埋的城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