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位德国老奶奶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结账时，问服务员是哪里人，服务员说是武汉人，一听到武汉这地名，老奶奶喜出望外，说：“武汉我熟悉，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柏林街头飘着细雨，一家普通中餐馆里，上演了一场比电影还离奇的对话，八十年代初，金发碧眼的德国老太太汪小玲和孙子吃完饭后结账。
她用流利中文和华人老板闲聊，随口问老板家乡，老板答：“武汉人。” 话音未落，老太太眼睛瞬间亮了，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宝藏，脱口而出：“武汉？我太熟了！当年抗战，我在那儿上过前线打过仗！” 老板当场石化——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德国老奶奶，自称参加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剧本谁敢信？可这事儿真真切切发生了，主角就是传奇人物汪小玲。
汪小玲，本名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Ottilie Katharina Frankel），1917年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这姑娘打小就聪明，17岁考进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命运的齿轮就在校园里转动，她遇见了中国留学生汪殿华。爱情超越国界，1935年两人结婚。
1936年，新婚燕尔的汪小玲做出惊人决定：放弃德国国籍，跟随丈夫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谁也想不到，这位德国犹太姑娘的人生，从此与中国紧密交织。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对年轻夫妻面临选择：是回相对安全的德国，还是留下共赴国难？汪小玲和汪殿华没有丝毫犹豫，双双投笔从戎。
汪殿华发挥化学专长，研究防毒设备对抗日军毒气弹；汪小玲则接受残酷的战地救护训练，包扎、止血、截肢……训练强度极大，她的手被手术刀割破鲜血直流，教官也不许停，伤口愈合就得继续练，这位曾经的大家闺秀，硬是把自己练成了战场“铁娘子”。
1938年，震惊中外的武汉会战打响，汪小玲随军医疗队奔赴前线，在条件极其简陋的野战医院抢救伤员，没有手术台？拆门板代替！没有麻药？伤员咬着木棍硬扛！更别提头顶上日军轰炸机不停盘旋。
一次空袭，炸弹就在隔壁教室爆炸，巨大的冲击波瞬间把汪小玲掀翻埋在瓦砾下，耳朵嗡嗡作响，浑身浸透血迹，她第一反应是摸身上三样“宝贝”：一把用于自卫的手枪，一个装有重要证明文件的皮包，还有一把插在马裤和马靴间的银勺子——那是她母亲在她结婚时送的礼物。
战地摄影师记录下她的身影，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闻第43号》里，短短几秒镜头，定格了这位德裔女子在硝烟中为中国伤员包扎的瞬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们巨大的精神鼓舞。
战火纷飞中，汪小玲辗转多地，1940年撤至后方，她当起军官外语班教官，教年轻军官们德语，发音不准就罚站半小时，严厉得很，后来调到兰州，她怀上身孕，在战乱颠沛中差点流产，生产时医疗条件恶劣又险遭难产，丈夫还因在前线未能赶回。
抗战胜利后，夫妇俩生活轨迹再次改变，汪殿华先是在北大任教，后回乡担任中学校长，汪小玲也在校内任职。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炮声隆隆中，联谊新村弄堂只剩汪家留守，5月28日清晨，佣人报告弄堂外马路上睡满了解放军。汪殿华出门察看，一位干部上前请求为伤员烧点热水，汪小玲立刻背着药箱赶来，熟练地为伤员检查伤口、仔细包扎，还叮嘱“不能沾水”。
战士们惊讶于这位外国人的流利“北方话”。部队出发前，干部坚持付茶水钱，汪殿华推辞不过，收下一张面额最小的钞票，郑重其事地贴在本子上写道：“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上海解放后，生活终于安定，汪殿华成为上海市医药检验所所长，汪小玲则加入中国籍，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
1965年，她转行进入教育界，先在上海科技大学教外语，1970年，汪小玲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这一年，她已年过半百。
一头金发（后来变白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典型日耳曼面孔，在当时的复旦校园里绝对是一道风景线，师生们亲昵地称她“德国老太太”，课堂上，她以严厉著称，对德语语法错误零容忍。
还有说她上课想不起学生名字，就根据衣服特征临时起名叫“格子妹”、“小红妹”，这些传言或许有加工成分，却勾勒出一个可亲可爱的形象。1980年，为专心备课，她甚至住进女生宿舍9号楼。
对门女生回忆，汪小玲录音时怕吵，女生们就特别安静；她则常拿好吃的分享，同学生病还会送药，对学生们特别好，退休前夕，住在复旦第八宿舍的她，还曾向中文系贾植芳教授请教比较文学问题，想写教材。
1987年，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丈夫汪殿华病逝，这对汪小玲是巨大打击，次年，叶落归根，她回到德国柏林，住进老人公寓，人虽在德国，心却系着中国，系着复旦。
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戏剧性一幕，孙子汪培德陪她在柏林中餐馆吃饭，听到服务员来自武汉，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闸门轰然打开。
1997年，汪小玲在柏林去世，享年80岁，消息传回复旦，师生为她举行追思会，悼念这位将大半生奉献给中国的“德国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