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耀如在日本结识了孔祥熙，一番交谈后，宋耀如问：“你夫人可好？”孔祥熙回复：“内人已经过世了，” 可谁知 ，耀如一听噌地站起来，拍着他的左肩 “欢迎你到我家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二十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国家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与转型，旧的秩序随风而去，新的时代尚未成型，而在这滚滚洪流之中，一段看似平静的婚姻，却悄然牵动了政商两界的神经，影响了一整个时代的权力格局。 孔祥熙出身山西太谷，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门四书五经传人”，而是那个年代少见的“海归”，1901年他赴美留学，在欧柏林大学读本科，后又进了耶鲁大学念研究生，在那个中国人连英文都不太熟的年代，孔祥熙已经能在美国高等学府里侃侃而谈，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在海外彻底扎根，而是在学成之后选择了回国，投身革命。 1907年回国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新兴的革命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活动，和孙中山建立起了联系，后来回到山西办实业、设银行、筹学堂，不仅思想前卫，还具备实干精神，他的第一任妻子韩玉梅在1912年去世，留下他一人打理家业，彼时的孔祥熙，正值三十出头，事业小有成就，身份显赫，既有儒家门第的光环，又有西方教育的底气。 而在大洋彼岸的宋家，宋耀如正为长女宋霭龄的婚事发愁，宋家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望的家庭，宋耀如是早期华人资本力量的重要代表，信仰基督教，重视教育，三个女儿都送去美国留学，宋霭龄是长女，读的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在美国见过总统、听过演讲，也跟着孙中山做过秘书，她眼界极高，身边追求者不少，却一个都看不上，到了二十四岁，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已经快被贴上“老姑娘”的标签了。 1913年，宋耀如在东京避难时偶然认识了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银座的一家茶楼，孔祥熙正在和日本商人用日语谈生意，言谈举止中透露出一种既儒雅又干练的气质，他那时穿着一身西装，说话时夹杂着英文单词，一开口就能听出是接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人，最让宋耀如难忘的，是他在听到隔壁有同胞交流不畅时，立刻放下自己谈判的事，主动帮忙翻译，这一点，让宋耀如眼前一亮。 回去之后，宋耀如开始暗中打听孔祥熙的底细，越打听越觉得满意——孔子后代、耶鲁硕士、山西首富、革命党骨干，还丧偶无子，家庭关系简单，简直是天赐良缘，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家中提起这个山西来的“新派绅士”，希望能引起女儿的兴趣。 果然，宋霭龄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她回忆起自己在纽约时，似乎在一次社交场合见过这个人，一个穿着西装、面带笑意、说话中气十足的中国留学生，那时并未多聊，但印象不错，等到真正见面，是在横滨的一次聚会，孔祥熙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耶鲁大学的徽章，两人谈话从留学趣事聊到中国金融，从山西特产聊到三民主义，居然话题连绵不绝，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下午。 这场见面之后，两人迅速熟络起来，彼此的背景、世界观、兴趣点都高度契合，孔祥熙稳重、干练又不失风趣，宋霭龄聪慧、独立且不拘小节，在那个女性多被束缚于家庭角色的年代，宋霭龄的见识和气度显然让孔祥熙刮目相看，而对宋霭龄来说，孔祥熙虽不如孙中山那般英气逼人，但却像一坛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1914年春天，正值东京樱花盛开的季节，两人在日本举行了婚礼，婚礼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政要云集，一切都办得低调而雅致，孔祥熙送出的聘礼里，有两样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一是盖着山西督军大印的地契，代表着他在晋商中的地位；另一是孙中山亲笔写的贺词，这不仅是祝福，更是一种政治背书。 婚后，孔祥熙的仕途逐渐走上快车道，他不仅在山西继续扩展商业版图，还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位，宋霭龄则在幕后默默支持丈夫，协助打理家庭与财务，逐渐成为宋家三姐妹中最擅长经商理财的一位。 在那个权力和金钱交织的年代，孔祥熙被称为“党国财神爷”并不只是夸张，他掌控财政命脉，又与宋家、蒋家、陈家等政界核心关系紧密，抗战时期他主导了大量军需采购与物资调配，战后更负责接收敌产，手眼通天，但伴随权力而来的，也有无尽的质疑与非议，尤其是1947年上海黄金风潮爆发，金圆券改革失败，民间对孔家的贪腐传闻沸沸扬扬。 信息来源：新华网《孔祥熙家族文物首次集中亮相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