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国民党特务致信陈赓，请求给予照顾，陈赓：每月补助100元 “鲍君甫现在生活如何？”1975年12月20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询问罗青长。这个看似普通的问询，揭开了一段尘封四十余年的谍海秘史。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这位曾在上海滩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传奇人物，其人生轨迹远比档案记录更令人唏嘘。 1901年出生在香山县的鲍君甫，骨子里就带着岭南人的机敏。东渡日本求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火种。1925年的上海滩，二十四岁的陈养山在基督教青年会初见鲍君甫，两人在黄浦江边的茶楼里聊起日本见闻。陈养山后来回忆：“老鲍这人，西装革履里裹着颗赤子心。”正是这种复杂特质，让他在国共两党间游刃有余。 1928年的春天，南京路大华饭店的包间里，陈立夫举着红酒杯对鲍君甫笑道：“登瀛兄在上海，当真是手眼通天。”此时的鲍君甫已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却没人注意到他西装内袋里揣着周恩来亲笔签发的特科工作证。他在霞飞路租下的三层小楼，既是国民党特工的聚会场所，又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有意思的是，他办公室保险柜里同时锁着两份密电码本，一份给陈立夫，一份给陈赓。 1929年那个闷热的夏夜，鲍君甫在百乐门舞厅的爵士乐声中，将白鑫叛变的消息写在舞女的手帕上。三天后，这个叛徒倒在特科红队的枪下。1930年4月，当黄第洪设局诱捕周恩来时，鲍君甫在南京路的电话亭里佯装查线工，用暗语通知特科：“老家来客，勿接。”这份情报的价值，在二十年后被李克农评价为“改写党史的关键三分钟”。 1931年顾顺章叛变引发的风暴中，鲍君甫的处境最令人揪心。他本可以像潘汉年那样及时撤离，却选择留在龙潭虎穴。在提篮桥监狱的审讯室里，面对徐恩曾的威逼利诱，他始终重复着一句话：“陈某不过是个生意人。”这种近乎固执的坚守，让他在铁窗后熬过六年光阴。出狱时，昔日油光水滑的头发已夹杂银丝，但眼神依旧锐利如刀。 1951年的南京街头，摆烟摊的鲍君甫常盯着挹江门发呆。当公安人员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前“上海王”平静地掸了掸长衫：“该来的总会来。”在狱中给陈赓写信求援时，他特意用二十年前的密写药水，在信纸背面画了朵木棉花——这是当年约定的紧急联络暗号。收到信件的陈赓在军委会议上拍案而起：“这个同志必须保！” 1956年北京饭店的会面堪称世纪重逢。陈赓大步跨进会客厅，对着起身相迎的鲍君甫朗声笑道：“杨老板，你的白兰地我可是记了二十五年！”两人相视大笑，眼角却都闪着泪光。当工作人员递来补助金发放文件时，陈赓特意用钢笔添了句：“此款按月足额发放，遇物价波动另行调整。” 晚年的鲍君甫最爱坐在秦淮河边的茶楼里听评弹。有次听到《潜伏》唱段时，他突然对儿媳低语：“当年我比戏里人难十倍。”1968年寒冬，当造反派逼他诬陷周恩来时，这位七旬老人突然挺直佝偻的脊背：“要我说假话，除非黄浦江倒流！”这般硬气，倒比年轻时更显锋芒。 1975年周恩来病榻嘱托时，罗青长在笔记本上记下的“杨登瀛”三个字，最终为这段传奇画下句点。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鲍君甫临终前三天，他悄悄将保存四十年的特科工作证缝进棉袄夹层。这个举动，比他任何时期的特工生涯都更能说明其内心坚守。当历史迷雾散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双面间谍的跌宕人生，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时代洪流中的艰难持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