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凛冽的北京三月，功德林的围墙外，新芽初绽。菊香书屋内，82岁的毛泽东主席听取工作汇报后，突然询问这座特殊监狱的情况。得知仍有293名国民党人员正在接受改造，他放下文件，用缓慢而低沉的湖南口音说道：“关押这么久，再顽固的人也该改变了。” 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却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赦免行动。
从1948年解放军俘获首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算起，这些曾经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厮杀的对手，已在功德林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他们中有黄埔军校的骨干杜聿明、黄维，也有军统特务、双手沾满鲜血的周养浩。 毛泽东始终秉持着“化干戈为玉帛”的理念。早在1956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一个不杀”的政策，认为处决这些人员既不利于发展，也无助于争取台湾同胞。
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远见，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初见成效——末代皇帝溥仪及杜聿明等33人成为首批获释人员。到1975年春天，六批特赦已释放296人。 剩余的，大多是“钉子户”，比如坚持在日记中使用“蒋公”称呼的黄维，以及故意损坏劳动工具的周养浩。公安部门最初提交的名单中，有13人因“抵触改造”被建议继续监禁，但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都释放吧！强迫改变也不妥当。”
3月19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内，280多名获释人员身着崭新的中山装，许多人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其中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留在大陆，而王秉钺等4人则坚持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 台湾当局以“政治阴谋”为由拒绝接收他们。即便如此，大陆方面依然信守承诺，为每人发放了2000港币的路费——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三年的收入。
这些特殊公民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杜聿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领取200元薪水；黄维在江西一家机械厂担任技术顾问，将“永动机”研究作为晚年追求；即使是最顽固的周养浩，也在美国开起了中餐馆，墙上挂着周恩来总理接见获释人员的合影。 当年被台湾拒收的王秉钺，2005年在洛杉矶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感叹：“如果当年能去台北，现在可能早就被民进党抓去游街示众了。”
2023年，最后一位健在的获释人员杨伯涛的孙子杨晓东，开通了抖音账号。这位40岁的历史教师在视频中展示了爷爷留下的改造日记，泛黄的纸页上写着：“今日学习《矛盾论》，方知阶级斗争非个人恩怨。” 这段视频获得了2.3万个赞，网友留言道：“你爷爷那一辈人用半生才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刷手机就能理解了。” 同年清明节，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新增了一组雕塑，其中既有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也有几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塑像。纪念碑上写道：“所有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包容，正如同当年毛泽东赦免战犯时所说：“海水有深浅，人心无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