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陈惠芹痛苦地说“你们杀了我吧！”日军哈哈大笑，屈辱她三天三夜后，一名军官却跑过来：“求你别折磨我了，你就招了吧”。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陈惠芹，一个刚满23岁的年轻女教师，被一群日本士兵带进了据点。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她用尽力气说了一句：“你们杀了我吧！”日军却只是大声讪笑，随即一切陷入了漫长的黑暗。 一个本该拥有温暖家庭、安稳人生的女孩子，怎么会走到这样命运的尽头？在当时的中国，这并不是罕见的故事。只不过，陈惠芹的名字和她身上发生的事，一直被后人记得很深。 陈惠芹1918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商人家庭。父母经商多年，家境殷实，兄弟姐妹都念过书。她从小就比同龄人多读了几年书，也比一般人多了些见识。父亲本来盼着女儿长大能嫁个读书人，母亲则希望她将来能开家学堂或者跟着丈夫相夫教子。 但是，到了1930年代后期，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全面侵华，家乡很快变成了敌占区。陈惠芹亲眼见过村里的人被抓去当劳工，也见过母亲背着粮食偷偷送给八路军的战士。她心里明白，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 陈惠芹中学毕业后考进了省城的大学。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抗日救亡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她常常和同学一起参加集会，听地下党同志讲当前的局势，帮忙印发宣传单。她性格里本就有些不服输，也敢于说话。1937年毕业后，她没有选择回家教书，而是主动联系上了党组织。组织上觉得她思路清楚，形象也适合做掩护，决定让她当地下交通员。 陈惠芹白天在小学当老师，晚上负责接头和转送情报。她的房间里有个老旧的抽屉，里面藏着收发报机。她学会了用摩尔斯电码发送情报，速度快、手法干净利落。日军搜查过几次，都没查出问题。只是她知道，危险一直跟着自己转。每次送情报回来，父母都劝她早点安定下来，她只是摇头：“妈，咱家都这样了，怎么还能安心？” 真正的变故发生在1941年秋天。那天夜里，陈惠芹像往常一样准备发报。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踢开，日本宪兵带着翻译冲了进来。有人举报她有问题，她刚来得及把电台塞进缝隙里，已经被带走了。 据点里，她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威胁。刚开始是诱骗和盘问：“你是不是和八路军有关系？情报是谁让你送的？”陈惠芹咬紧牙关：“我就是个老师，什么都不知道。”日军见软的不行，立刻换了办法。 那三天三夜，是她人生里最黑暗的时光。电线缠手、鞭打、冷水泼醒、饿饭，每一样都在折磨她的身体。最难受的是铁钩穿颌的酷刑。日军用一根生锈的铁钩穿过她的下巴，把她吊起来，脚只能点地。鲜血一滴滴流下来，呼吸都成了煎熬。她昏过去，被水泼醒；清醒时，只能重复一句话：“我是老师。” 更让人意外的是，连续三天夜以继日的折磨，不但没能让她开口，反而让负责的日军军官精神近乎崩溃。到了第三夜，这个军官走进牢房，坐在地上，两手抱头，声音颤抖地说：“求你别折磨我了，你就招了吧。”陈惠芹看着他，已经没有力气多说，只是轻轻地吐出一句：“没什么好说的。” 这种僵持状态甚至影响了日军的情绪。因为她没有说出任何同伴和情报的下落，审讯迟迟没有结果，负责的军官也几乎支撑不住。有士兵甚至私下说：“她什么都没说，我们也受不了了。” 三天后，陈惠芹因失血和体力透支，在牢房中倒下，再也没有醒来。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留下满地血迹和一个没被发现的电台。 陈惠芹的牺牲并没有被立即广泛报道。她的父母许久之后才得到消息，只能痛苦地收拾女儿的遗物。那一年，她才23岁，还没结婚，也没有留下家书。 其实，像陈惠芹这样在敌后工作的青年，不在少数。他们平日里身份平凡，表面看不出什么特别，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显出骨子里的坚强。她最后那次情报发报出去，组织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一次大的抓捕。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不像战场厮杀那样轰轰烈烈，但每一次传递和坚持都可能关系到无数人的生死安危。 有战后归来的同志回忆说，陈惠芹平时不爱多说话，也不喜欢麻烦别人。有人劝她早点转移，她总是笑着说：“再坚持一阵子，等形势稳定下来就好了。”据点里的日本人后来也在笔记里写道，面对这个始终咬牙不松口的女青年，他们几乎“像是自己被审讯了一样”，无论怎样威逼，她始终没有求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