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一天，一位红色特工身中27枪，壮烈牺牲，不久，他新婚4个月的妻子收到一个旧烟盒，没想到妻子看到烟盒里的东西，顿时泣不成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钟奇出生于1922年湖南醴陵，其父原为同盟会成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不幸在钟奇尚未出世之时便被军阀杀害，母亲独自抚养他，后改嫁邹家，年幼的钟奇自七岁起便在继父家中为少爷当书童，生活清苦，遭遇冷眼与苛责，砚台砸在额头的疼痛和板子落下的声响，成为他童年记忆中最沉重的部分，然而，母亲时常述说父亲的英勇与信仰，那些关于理想与牺牲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改变命运的种子。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响彻中国大地，十五岁的钟奇带着母亲攒下的三块银元，扒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前往衡阳谋生，在《开明日报》做学徒期间，他白天为前辈记者跑腿买烟，晚上借着煤油灯自学新闻写作和时政评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钟奇”，寓意“钟山风雨起苍黄”，表达自己对家国命运的关注与担当，此后，他辗转广西、湖南等地，以记者为职业，在纸端书写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与对真理的追寻。 转折发生在194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那一年，抗战刚刚胜利，重庆作为陪都，聚集了各路政治人物与记者，钟奇在曾家岩参加了一场由周恩来主持的新闻招待会，面对这位沉稳坚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内心震动，周恩来所阐述的理念与愿景，使他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救国之道，或许不在笔下的批评，而在于信仰的归属，此后不久，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并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 1946年，他被安排进入重庆《和平日报》，这是一份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在这里，钟奇以“钟岚”为笔名，开始了他隐秘的特工生涯，表面上，他是采访室主任，出入政府机关、军政大员之间；暗地里，他利用这个身份搜集情报，传递消息，他用记者的眼睛观察，用笔记录，用智慧与勇气在敌人心脏中穿梭，那是一段表面平静、实则刀尖起舞的日子。 他曾乔装成搬运工，潜入纺织厂暗访女工被暴力对待的事件；也曾混入学生游行队伍中，在枪声中按下快门，记录镇压现场，他的一篇篇报道，或以笔名发表在其他进步报纸上，或通过密信送出重庆，成为党组织了解敌方动向的重要渠道，他的行踪日益敏感，也逐渐被敌人留意。 命运的另一条线，在这一时期悄然展开，1947年春，他在沙坪坝的街头拍摄学潮现场时，镜头中出现了一位高举横幅、目光坚定的女学生，她叫萧德琪，是四川大学的进步青年，两人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1949年6月，在重庆七星岗租下阁楼，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一夜，红烛是向房东太太借的，窗外的嘉陵江泛起微光，他曾指着彼岸灯火告诉妻子：“等天亮的时候，我带你去延安看真正的日出，” 然而，天亮前的黑夜，总是最深沉的，1949年11月，钟奇接到组织命令，负责携带一部电台前往贵州，与当地游击力量会合，支援即将进军的解放军，然而，就在出发前夕，地下印刷所的一名油印员叛变，为了二十两黄金出卖了他的位置与身份，钟奇在一次秘密会议后回家途中，于麻将馆内被军统特务捕获。 被捕之后，钟奇遭受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电刑……敌人试图从他口中撬出更多地下党的信息，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拒不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他一再坚持自己只是个记者，面对酷刑没有半句动摇，审讯记录中记载：他三根肋骨被压断，七窍流血，仍未松口。 行刑前，他用手指沾血，在一只“红金龙”香烟盒背面划下几个字，这只烟盒，是他随身之物，曾被用来藏匿微型胶片和密信，此刻，它成为他对妻子最后的交代，他在烟盒上写下：“德琪，不要哭，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寥寥数语，却字字泣血，成为后世记录中最短、却最沉重的烈士遗书之一。 第二天，重庆解放，联络员穿着解放军军装，敲响了磁器口码头的一扇门，萧德琪挺着大肚子，将藏在米缸中的电台零件交出，没有流一滴眼泪，当夜，她独自翻出枕头底下的烟盒，枕边的草席被泪水濡湿，此后，她在朝天门卖过茶水，续水时常常盯着江面发呆。 钟奇的儿子钟继红长大后参军，转业后进入党史部门，亲手整理父亲的全部档案，2019年，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物品普查中，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被发现，正是那只曾藏有遗书的香烟盒——它见证了一段沉默的爱情，也承载着一个信仰者无声的忠诚。 信息来源：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隐蔽战线斗争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