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时，女儿曾问过他一个问题：“您这一辈子和谁的关系最好？”邓小平作起了冥思状，似是在回忆那些逝去的光阴，在他晶莹的目光中邓小平略带笑意地说道：“若说关系最好就他们仨！”
这三个人便是他的好兄弟——周恩来、李富春和聂荣臻，都是在他1920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
1920年10月，邓小平乘坐的邮轮在法国马赛港口停了下来，迎接他们这些新生的队伍中就有聂荣臻。聂荣臻比他早一年到达法国，而且还是邓小平老乡，两人一见如故。
到校后，邓小平早就从他那听闻了名人李富春的故事。李富春也比邓小平早一年到达法国，对马克思主义极其推崇，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年后，周恩来也来到了法国勤工俭学。此前，他在国内就参与过五四运动，如今进一步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熏陶。
1922年，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一起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吸引了包括邓小平和聂荣臻在内的一大批进步学生。
他们共同创办了《少年》的期刊，由周恩来领导，邓小平负责印刷，李富春负责发行，而聂荣臻则负责宣传活动。
虽然在法国条件艰苦，但在邓小平眼里，能和这些战友一起投身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燃烧的激情让他废寝忘食，他和几人间的友情也更加深厚。
[微风]1924年，邓小平去了苏联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友人们也纷纷离开法国，投身到了国内的革命运动中。
四年后，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上海重逢。此时，上海的政局不容乐观，周恩来和邓小平被中央委以重任并肩作战。
后期因为革命需要，聂荣臻和李富春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和邓小平、周恩来一起参与了红军“反围剿”斗争。虽然大家所属不同的部队，但并不妨碍发展友谊。
邓小平就时常收到李富春让妻子送过来的一些粮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成为了李富春和妻子爱情的见证人，时常被叫去一起吃饭，虽然以面条居多，但却是难以忘怀的美味。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身居要职的李富春，硬是让人把邓小平的名字也加在了名单上，他认定了邓小平对我党而言是宝贵的人才。
邓小平因此做了红一军团的宣传部长，而正巧的是，聂荣臻是军团的政治委员。两人七八年不见，甚是激动，自此工作上更是配合默契。
为了纠正我党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在召开的遵义会议中，邓小平和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思想一致，确立了毛泽东为新的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革命方针。
长征圆满结束后，邓小平和友人们又各奔东西。
有次他染上了极为严重的风寒，好友聂荣臻听说非常担心，将送来补给的牛奶全部送到了邓小平手上，嘱咐他一定要喝完。
也正是聂荣臻的慷慨和关怀，邓小平才挺了过来。
邓小平记着这份恩情，抗战爆发后，身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他，为远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争取到一部电台，方便他和中央进行联络。
就这样，直到新中国成立，邓小平和朋友们见面的次数，五个手指头也数得过来。尽管他们不常联系，但友谊并没有因此褪色。
周恩来担任总理，邓小平担任副总理期间，三观相合的两人经常讨论到半夜，一起为兴旺中国制定了很多的计划。
邓小平和李富春和聂荣臻都做过邻居，双方经常往来，约在晚饭后一起去公园散散步也是家常便饭，各家子女们相互间的关系也很融洽。
十年动乱时期，聂荣臻收到了邓小平被人批斗的文件，虽然是政治敏感时期，但毅然站在邓小平这边，周恩来、李富春也都对他的人品深信不疑。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一边为聂荣臻负责的科技工作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一边又接替了周恩来的部分工作。
周恩来身患癌症，有意将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并在毛主席面前，推荐了邓小平。
1975年，邓小平还沉浸在李富春去世的痛苦中，四人帮“批邓”风潮再次袭来，邓小平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但聂荣臻却不避嫌和他见面，还赞赏他是个了不起的同志，这给了邓小平很大的慰藉。
次年，周恩来去世，他生前亦师亦友亦兄，在邓小平一生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邓小平虽心痛，但他必须做出成绩，才能不辜负周恩来的期待。
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挚友聂荣臻很骄傲，他一直没看错邓小平。他在留下的临终遗言中，还牵挂着祖国的科技事业，还夸赞邓小平取得的成绩。
这三个朋友是邓小平最重要的知己，是革命让他们相遇和相知，他们相互支撑见证了中国的巨变，传承着红色精神，凝练出的友谊就像金子一般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