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接过手下送来的中文译本，封面标题四个字：“论持久战”。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这本书后来悄然在日本陆军省的参谋间流传开来，也让负责侵华事务的高级将领陷入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日军看似节节推进，可这本译本像一把钥匙，让不少人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真能如他们所料速胜收场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几乎没怎么遇到像样的抵抗就攻下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一时之间，东京街头的报纸、杂志上都是胜利的消息。可到了1938年，战局却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日本投入了更多部队，武汉、广州也相继被攻占，但中国没有投降，反而爆发了越来越多的游击战。 这个秋天，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拿到了一本由情报部门精心翻译整理的文件《论持久战》。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战地材料，而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专门写给中国各界分析抗战前景的长篇讲稿。日本陆军省对此十分重视。板垣本人从年轻时就在中国东北任职，后又参与关东军的组建，对中国的地理、文化都不陌生。他明白中国人和土地的韧性，但同时，东京的很多高层仍旧在讨论如何用“闪电战”式的进攻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 然而，《论持久战》里没有情绪化的咒骂，而是用极为冷静甚至理性的分析，分阶段、分领域地剖析了中日之间的真正差距。书中明确指出，抗战不会速胜，而是会长期消耗下去，只有靠时间和全民族动员，中国才有可能取胜。 当时，在日本军部内部，这种说法一度被视作“鼓舞士气的宣传”，但仔细研读后，不少参谋却感到不安，因为许多内容和现实战局对应得上，正如译本里分析的那样，日军在城市和铁路线上占优，但面对广阔农村和山区的游击战，却越来越吃力。每次“肃正作战”后，总有新的抵抗力量冒出来。 1938年下半年，武汉保卫战落幕，日本军部表面上赢得了大胜，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安稳，而是更为绵延的战线和不断增多的驻军任务。前线报告中屡屡出现补给困难、士兵伤病、敌后治安恶化等字眼。这种情况，与《论持久战》里所预言的“持久战阶段”不谋而合。 《论持久战》以中国传统的逻辑和近现代军事理论为基础，分三阶段分析战争走向：第一阶段，日本攻势猛烈，中国以空间换时间，被动防御；第二阶段，日本国力消耗加剧，进入战略相持，双方均感疲惫；第三阶段，中国力量逐渐积累，形成反攻。 书中反复强调一点：“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点让许多日本军官印象极深。中国的城市可以被占领，铁路、公路也可以控制，但只要村庄里还有农民、学生、士兵能够拿起武器，日军的后方永远不会安宁。事实上，从1938年起，日军在华北、华中越来越多地陷入和游击队、农民武装的拉锯战。日本参谋部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担忧：如果中国真能像书里说的那样坚持到底，战争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消耗不尽、难以收拾的泥潭。 而在东京以外，日本一些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也注意到中国社会对于抗战的广泛动员。他们发现，战争没有像西方殖民战争那样在短时间内结束，反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大事。这种全民动员，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或宣传，更是出于民族自救的本能。这种精神和士气，正是《论持久战》中强调的“兵民合一”思想。 1938年秋以后，板垣征四郎和他麾下的军部参谋们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单靠军事优势并不能让中国屈服。《论持久战》传到日本高层后，日本军部组织了专门的情报小组，定期分析中国后方情况，并尝试预测中共及国民政府的战略动向。 陆军省内有参谋提出，面对中国的持久战，单靠“以战养战”或者“以占领区换资源”的思路，恐怕很难达成战前设想的速胜。中国广阔的土地、复杂的地形和深厚的民众基础，是任何占领军都难以完全控制的。这也让不少高层开始考虑对策：加大对沦陷区的“治安战”力度，扶植伪政权，发动心理战、经济战，试图从内部分化中国抗战力量。可现实情况却是，即使这样，敌后武装依然难以根除，农村社会照旧能源源不断输送兵源和物资。 板垣本人并不是轻易被书面材料说服的人，但他和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眼前这本译本已经超出了普通军事文件的范围。它让日本军队第一次从对手的角度理解了中国战争的根本不同。持久战不仅仅是战略安排，更是对民族意志的考验。 到了1939年、1940年，日本军队在中国陷入的正是《论持久战》预测的“相持阶段”困局。战线拉长，补给艰难，士气下滑，国内外压力增大。许多日本研究中国事务的专家甚至开始建议政府：必须对中国长期消耗的能力保持清醒，不要过度依赖一次性胜利。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当年接过那本中文译本时，或许只是想了解对手的想法。但谁也没想到，这本薄薄的译本，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较量。战争的胜负有时候不只是枪炮和兵力的较量，更是民族意志和社会力量的长久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