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红军，1974年下乡，算是在这个知青院里来得最早的。 这些年在这个村大队上，也有不少本地的姑娘看上我，但我总觉得我的心不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会回去。 一个人坚持的久了，孤独感也越来越深。所以当同为知青的赵玉芳对我嘘寒问暖时我心动了，就这样我们处起了对象。 干农活时，我把轻松点的活让给赵玉芳干，重活我自己揽下，尽量让她少受些苦。我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直到村里开办了小学。 村里人和知青院里的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这时的老师也是领工分，工资也少的可怜，但好歹不用再每天风吹日晒的干农活，常年的体力劳动让曾经在城里生活的我们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不少岁。 最后通过考核，赵玉芳幸运的当上了村里的第一批老师，她很激动，哭笑着对我说:"红军，我终于不用再下地干活了。你也为我高兴是不是？" 尽管我没有当上老师有些失望，但看着她喜悦的脸上都是泪水，我更为她而感到高兴。 记得那是1976年的冬天，知青点的土墙上还贴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玉芳当上教师后，她那双布满茧子的手终于不用再握锄头，改拿粉笔时都在发抖。那天夜里她偷偷告诉我，她在办公室备课时发现自己的手指关节已经不会完全伸直了。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老支书蹲在晒谷场抽旱烟，火星子在暮色里一明一灭："刘同志啊，你对象现在可是吃上文化饭了。"这话听着像夸人，可那拖长的尾音总让我脊背发凉。果然没过几天，大队会计就找我谈话，说既然玉芳当了老师，我这个"家属"就该多承担些劳动任务。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们就像被困在琥珀里的虫子。你以为自己在努力挣扎，其实命运早被凝固在时代的松脂里。玉芳每天站在讲台上教"东方红太阳升"，我却在三十里外的水库工地抬石头。有天收工路上遇见放学的孩子，他们蹦蹦跳跳地唱"赵老师教的歌最好听"，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布鞋底子早就磨穿了。 玉芳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她总把教案藏在枕头底下，深更半夜还借着煤油灯改作业。有次我伸手想搂她，却摸到满胳膊的粉笔灰。她总说等攒够工分就给我换双新胶鞋，可我更心疼她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要教孩子们念课文。 那年除夕夜特别冷，我们在漏风的宿舍里用搪瓷缸温酒。玉芳突然抓着我的手往她棉袄里塞，我摸到个硬梆梆的纸包，是半块发霉的桃酥。"学生家长硬塞给我的，留了两个月了。"她眼睛亮得吓人，"等开春带你去镇上照相馆拍张相，你看我头发都白了好几根。" 可我们终究没等到开春。县里突然下通知要整顿教师队伍，说是有家长举报玉芳上课教"封资修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就因为她教孩子们用"蜻蜓"造句，有个学生写了"蜻蜓落在地主家的瓦片上"。审查组来的那天，玉芳把珍藏的教案全烧了，火光照得她满脸通红，像极了我们初见时她戴着红围巾的模样。 现在回看那段岁月，我常想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是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还是不甘心向土地低头？玉芳后来再没碰过粉笔，可每逢下雨天，她总不自觉地用食指在窗玻璃上写字。那些水痕还没干透就被风吹散，就像我们被时代揉碎的青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抄书打卡＃# #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