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廊坊，24岁女幼师下班步行回宿舍时，与母亲视频通话，打算回家陪母亲过妇女节。

河北廊坊，24岁女幼师下班步行回宿舍时，与母亲视频通话，打算回家陪母亲过妇女节。突然，母亲惊恐听到女儿喊“救命”后失联，赶到时女儿已身中13刀身亡，躺在太平间。凶手是一名34岁男子，作案后竟冷静回家洗澡、换衣、清洗凶器，家属揭露其“专挑独行瘦弱女性下手”，质疑其“精神鉴定”真实性。警方证实男子落网，但案件因“精神病免责”争议陷入僵局。母亲哭诉：“他作案条理清晰，根本不像疯子！”目前家属申请二次鉴定，全网追问：精神病能否成为“免死金牌”？

（案例来源：极目新闻等）

据悉，2024年2月26日晚8时许，周某（化名）下班后步行返回宿舍途中，与母亲保持视频通话。

通话中，周某提及计划陪母亲过妇女节，行至某村小区对面时，突然向母亲呼喊“我给你”“我给你”，随后高呼“救命”并发出惨叫。

周母立即联系在廊坊的长女赶往现场，但周某已因身中13刀不治身亡。

据家属透露，凶手王某（化名）才30多岁，作案时携带长刺刀，尾随独行且身形瘦弱的周某行凶。

作案后，王某返回家中洗澡、更换衣物并清洗凶器。

王某此前经鉴定被指存在精神疾病，但周某家属质疑其精神状况，认为王某作案过程“条理清晰”，并已申请二次精神鉴定。

截至2024年5月22日，警方证实王某已被抓获，案件仍在侦办中，未披露具体细节。

案件爆出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的网友说，凶手作案后洗澡换衣、清理凶器，这算哪门子精神病？鉴定结果谁敢信！

有的网友说，支持废除精神病免责！疯子杀人不用偿命，正常人活该倒霉？

也有网友说，案情尚不明朗，让子弹在飞一会儿，希望尽快看到事情真相。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该如何评判呢？

首先，王某是否因精神疾病导致作案时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从而影响刑事责任认定？

《刑法》第18条将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分为“完全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与“完全责任能力”三类，其核心在于判断行为时是否因精神病导致“不能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

本案中，首次鉴定认定王某存在精神疾病，但家属质疑其结论，实质反映出医学诊断与法律评价间的张力。

精神疾病的存在不等于必然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司法实践中，需重点考察行为人在作案时的认知与控制能力，而非单纯依赖医学诊断。

例如，若王某虽患有精神疾病，但作案时能清晰选择作案对象（如挑选独行女性）、预判风险（如事后清理痕迹），则可能证明其具备“实质性辨认能力”。

家属申请二次鉴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48条“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可以补充或重新鉴定”之规定。

首次鉴定是否全面纳入作案细节（如王某行凶时的语言、动作逻辑）作为评估依据。若首次鉴定仅基于静态医学检查，忽视动态行为证据，则二次鉴定需引入犯罪心理学专家，结合王某作案前后的行为连贯性（如清洗凶器、更换衣物）进行交叉验证，以弥补单一医学视角的局限性。

其次，王某是否存在预谋杀人故意？

故意杀人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王某是否具有杀人故意，需从其客观行为中推导主观心理状态。

王某提前携带长刺刀、尾随独行女性，表明其具备“主动加害意图”。在司法实践中，若行为人主动接近被害人并使用致命凶器连续攻击要害部位，或可推定存在杀人故意。

本案中，王某刺杀13刀，远超制服被害人的必要限度，结合凶器特性（长刺刀易致人死亡），或可证明其追求或放任死亡结果发生。

同时，王某作案后清洗凶器、更换衣物等行为，通常被解读为“毁灭证据、逃避侦查”，间接反映其作案时意识清醒，能够认知行为违法性。若其确因精神病发作丧失控制力，通常难以实施具有逻辑性的后续行为。

也就是说，本案中，再次鉴定确有必要，不排除王某在作案时具备控制和辨识能力的可能。

最后，首次精神鉴定结论是否客观，二次鉴定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

精神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须符合法定程序规范与科学要求。

本案中，家属质疑首次鉴定的公正性，需从以下层面审查：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需采用“生物学要件（医学诊断）”与“法学要件（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二元标准。若首次鉴定仅出具“患有精神疾病”的结论，未结合具体作案行为分析责任能力等级，或可能存在方法瑕疵。例如，王某若罹患间歇性精神病，需重点评估其作案时是否处于发病期，而非仅作笼统诊断。

鉴定机构应与案件无利害关系。若首次鉴定由侦查机关单方委托，家属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并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评估依据，以排除“形式化鉴定”风险。

此外，若王某存在伪装精神病的可能性（如作案后刻意表现异常），二次鉴定或需借助脑部影像学、心理测试等辅助手段，增强结论可信度。

对于本案，大家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