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她一出现在走廊上，穿着合身制服，头发梳得利落，整个人干净利索又不失妩媚。很多人都说，她这种长相，一看就得惹事。果不其然，那天戴笠来学校办事，文件都没看几页，眼睛就没从她身上挪开过。他随手一指，说要找她谈点“工作安排”的事情。 她被带到办公室时还有点发懵，门一关，就只剩他们两个人。他没绕弯子，问她愿不愿意进军统局当秘书，说她干净利落，眼里有光，是个做事的料。她当时答得快，点头的时候还带了点犹豫。戴笠看得明白，也没戳破，笑着让人给她安排了住处，说是方便工作。 那段时间，她白天给戴笠整理文件、跑腿送信，晚上还得陪着喝茶谈事。别人不说破，她也不吭声。只要能站住脚，多吃点苦算什么。 局里的人都知道她是“局座眼前人”，连小科长见了她都得客客气气。她越来越顺，穿的、吃的都不是普通职员的标准，走起路来仿佛也有点风生水起的意思。 有一天，她突然拎着包到了戴笠的办公室，说自己不想再这么吊着了，希望能给个名分。戴笠那会儿正看公文，头都没抬，只说：“抗战时期，咱们内部人员不宜结婚。”她不走，非要一个说法。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来了一句：“那就先住到新房去，等几天我来。” 她信了。当天她就收拾了衣物，穿得漂漂亮亮地坐上车，车上还有司机和一个熟脸的秘书陪着。她一路都在幻想婚礼的样子，想是不是得给自己做件新旗袍。车停了，她下车，一抬头，傻眼了——门上挂的不是红布，而是息烽监狱的铁牌子。 门刚打开，她就被推进一个单人牢房，门锁上的那一下特别响。她喊了一路，也没人理她。从那天开始，她的名字就从军统局消失了。她在里面一关就是两年，出来的时候连自己都快不认得自己了。 她没死心，出来后直接跑去戴笠那儿，涂了口红、穿了旧裙子，就站在门口哭。戴笠让人把她叫进去，刚一进门她就扑了上去。他皱着眉头，拍开她的手，没说两句就翻了脸。她不肯松手，他脸一黑，叫来人：“送白公馆。” 从白公馆到息烽，她又被转了一次，几乎没喘口气。一直到戴笠死了，沈醉提起这个名字，她才被人想起来，把她放了。那年她刚出狱，脸色蜡黄，头发乱糟糟的，像个疯女人。路人都以为是哪个流浪汉家的亲戚跑出来要饭。 过了没多久，听说她倒在了街角的小巷子里，身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身上还裹着当年戴笠给她买的旧围巾。没人给她收尸，也没人问她是谁。她这一生，跌得太快，摔得太狠。只留下街头那条巷子里，一点没人搭理的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