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陈长捷却姗姗来迟，看到傅，马上阴着脸说：“按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
1959年12月的北京街头飘着细雪，鸿宾楼的雕花檐角挂着冰棱，傅作义站在饭店门口，中山装的领口紧紧扣到下巴，手指反复摩挲着第二颗纽扣——那是当年在华北剿总司令部，面对解放军百万大军压境时，他习惯性的紧张动作。街角传来布鞋踩雪的声响，陈长捷的身影终于出现，褪色的蓝布棉袄裹着微驼的背，右肩因天津战役的旧伤微微下垂，像一杆被风雨侵蚀的老枪，虽已锈迹斑斑，仍倔强地挺着枪杆。
傅作义迎上去时，陈长捷正抬头望着饭店匾额，眼神复杂。十年前的天津城防司令部里，这位“固若金汤”的防守专家还在部署城防工事，用沙哑的嗓音对部下说：“没有我的命令，就算炮弹落在指挥部，也要给我死守！”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坚守了29个小时的天津城破后，自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更不会想到，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老上司傅作义，会在十年后站在饭店门口，等着请他吃饭。
“子捷（陈长捷字），里面坐。”傅作义伸手欲扶，却被陈长捷侧身避开。包间里摆着两副碗筷，酱牛肉的香味混着暖气蒸腾，陈长捷盯着桌上的二锅头，突然冷笑：“宜生（傅作义字）兄当年在北平城头扯起白旗时，可曾想过我在天津的处境？”这话像块冰扔进滚水，傅作义拿酒壶的手顿在半空，想起1949年1月的那个深夜，自己对着北平城防图叹气，而陈长捷在天津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写着：“外围阵地已失，城内尚有巷战兵力，请求空投弹药。”
“当年若不是为了北平百万百姓……”傅作义的声音低下去，他知道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天津战役打响时，陈长捷的62军、86军在钢筋水泥工事中死守，解放军用了29个小时才攻破城防，3.3万守军伤亡，而傅作义在北平的和平起义，让这座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在历史的天平上，一边是军人的荣誉，一边是百姓的安危，两个选择在不同的城池，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陈长捷突然灌了口烈酒，喉结剧烈滚动：“我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待了十年，每天扫院子时都在想，当年你让我‘死守天津，牵制共军’，是不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和谈？”他的目光落在傅作义胸前的政协徽章上，那是新政权对这位起义将领的礼遇，而自己直到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出狱，才重新获得自由。傅作义放下酒杯，直视着老部下：“天津之战前，我派飞机接你家人去北平，你却把飞机票撕了，说‘军人战死沙场，家属何须撤离’——那时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走和平这条路。”
包间的挂钟滴答作响，陈长捷想起城破那日，自己躲进地下室继续指挥，直到解放军战士用枪口顶住他的腰。被俘后在看守所，他拒绝更换解放军提供的棉衣，穿着单衣在冬夜里冻得发抖，却不肯说一句软话。直到看见报纸上傅作义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才第一次在枕头下偷偷掉泪——不是为失败，而是为自己坚守的“军人荣誉”，在老上司的政治选择面前，显得如此孤绝。
“你知道天津百姓怎么说吗？”傅作义突然说，“他们说解放军进城时，街道上的工事里还藏着没来得及销毁的馒头，是你命令部队‘不许动百姓一粒粮食’。”陈长捷的手猛地攥紧，想起围城时自己颁布的禁令：“擅自征用民物者，军法处置。”哪怕到了最后时刻，他仍让士兵用军马饲料充饥，也不愿惊扰百姓。傅作义叹了口气：“子捷，你我都清楚，那场仗打到最后，不是你守不住，是大势所趋。”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陈长捷的语气渐渐缓和：“在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让我学习《论持久战》，我才明白，国民党输的不是装备，是民心。”他想起在天津城防司令部，百姓冒死送来的窝头，被他按价付钱，却挡不住越来越多的人逃往解放区。傅作义点点头：“当年我在绥远搞‘屯田养兵’，想为百姓谋点生路，却抵不过官僚腐败。直到看见解放军发动群众土改，才知道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
酒菜渐凉，傅作义忽然从口袋里掏出张照片，是1936年绥远抗战时，两人在红格尔图前线的合影。那时的陈长捷眼神锐利，腰间别着缴获的日军指挥刀，傅作义则穿着粗布军装，站在战壕里笑得豪迈。“这些年，我总想起绥远的百姓，”傅作义轻声说，“他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咱们当军人的，最终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陈长捷盯着照片里的自己，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你当军长也好，当俘虏也罢，别让乡亲们戳脊梁骨。”
夜深了，鸿宾楼的伙计送来热毛巾，陈长捷擦了把脸，语气已不再冰冷：“宜生兄，我怨的不是你起义，是怨自己没看透。当年在天津城防图上画防线时，我总以为钢筋水泥能挡住一切，却没看见防线外，是千万百姓盼着太平的眼神。”傅作义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曾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动作，此刻带着老友间的默契：“过去的事，就让它埋在历史的战壕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