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印度一样，让企业闻风丧胆。短短几年的时间，有超过3000家企业被迫关闭。本地企业发展迅速壮大，同时印度以独特的方式吸引外国企业投资，一面引进资金，一面又对外企实施收割策略。 印度吸引外资的手段实在高明，就拿它推出的“生产关联挂钩激励计划”来说，直接承诺给予半导体芯片制造企业最高50%的成本补贴，但这些优惠政策如同精心设计的陷阱，一旦外企入局，就会陷入印度政府设置的重重关卡。 以三星为例，其因被指控虚开增值税发票涉嫌骗补，不仅1.1亿美元补贴落空，还面临法律纠纷，这种先以优惠吸引、再以合规问题打压的套路，让众多外企苦不堪言。 再说印度的法律环境，更是堪称“外企的噩梦”，税务部门频繁以“偷税漏税”“洗钱”等名义对外企发起调查，且法律条文繁杂，存在“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现象。 例如，小米在印度市占率第一后，连续遭遇税务调查和资产冻结，最终被迫裁员并缩减业务。印度法院处理商业纠纷的效率极低，平均需要近4年时间，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这种漫长的诉讼过程，不仅消耗企业大量资金，更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高关税和本地采购要求进一步挤压外企生存空间，，印度对进口汽车、电子产品等征收高额关税，价格高于4万美元的进口汽车需缴纳100%的关税，导致特斯拉等企业暂缓在印建厂计划。 同时，印度要求外企提高本土化率，如起亚为满足要求，2023年本土化率目标被迫提升至85%，直接拉高了生产成本。这种“梯度税率”和本土化政策，表面上是鼓励本地制造，实则是对外企的变相掠夺。 印度本地企业在政策支持下迅速壮大，进一步挤压外企市场，信实集团、塔塔集团等本土巨头，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获得竞争优势。 例如，塔塔集团收购纬创资通在印工厂，成为印度第一家本土iPhone制造商，而外企在经历法律纠纷和成本压力后，往往被迫退出市场，留下的工厂和供应链则被印度本土企业接手，形成“收割”闭环。 此外，印度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和官僚腐败问题，也让外企苦不堪言，注册一家公司平均需要18天，申请建筑许可证需经历34道手续，耗时约110天。土地征用、环保审批等环节的拖延，进一步增加了外企的运营成本。 其中，万达集团就曾因无法解决当地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声索问题，导致项目搁浅，前期投资打了水漂。 印度的“收割”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莫迪政府推行的“自力更生”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牺牲外企利益来扶持本土产业。 这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内提升了本地企业竞争力，但从长远来看，却破坏了印度的国际形象，导致外资持续撤离，2022-23财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下降16.3%，跨境并购减少92%，创下近十年首次负增长。 面对这种局面，印度政府虽试图通过政策调整吸引外资，但缺乏系统性改革，依然无法改变其“外企坟场”的形象。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印度需谨慎权衡风险，而印度若想真正融入全球产业链，就必须摒弃“收割”思维，建立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