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6日下午，中央就重庆直辖管辖方案在李鹏办公室展开讨论，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提出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正进入一个发展与改革交织的关键期，三峡工程，这项被誉为“世界级工程”的水利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工程的核心不仅在于发电与防洪，更牵动着百万级人口的移民安置问题，而重庆，恰是这场国家级工程的地理核心，长江上游的自然特征、地貌限制和现有基础设施，使得重庆成为最为合适的协调中心，此时的重庆仍隶属于四川省，而四川省所辖范围之广，人口之众，管理之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庆的快速响应与资源整合能力，此背景下，中央决策层开始重新审视重庆的行政级别与功能定位。 事实上，重庆的直辖并非突如其来，早在抗战时期，重庆就曾临时承担国民政府首都的职责，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迅速集聚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一度成为统筹西部的行政枢纽，1954年行政区划调整后，重庆归入四川省，但其经济地位和城市规模始终在省内独树一帜，到1983年，重庆被列为国家计划单列市，经济上享有省级权限，成为除四大直辖市外唯一拥有如此地位的城市，这些历史积淀，为其后来的再度直辖埋下伏笔。 推动重庆设为直辖市的直接动力，源自三峡工程的全面实施，三峡作为国家一号工程，其复杂性不仅在于技术层面，更在于如何对百万人口进行合理安置，以及如何将库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原有的行政体制难以满足这种统筹需求，1995年前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多次实地考察库区，深感需要一个具备综合协调能力、行政独立性强的管理平台，于是，设立直辖市成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1996年，一场关乎重庆命运的关键会议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召开，与会者包括李鹏本人，以及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等主要地方领导，谢世杰和宋宝瑞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大方案”的建议：除原重庆市外，将广安、南充、达州等地一并纳入直辖范围，这一提议考虑了地理毗邻、产业互补、人口分布等因素，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更大区域的整体行政区，来增强重庆的资源承载力和经济腹地，同时，四川本身的行政压力也能得到一定缓解。 此次区划调整，还带来了行政体制上的深远影响，作为直辖市的重庆，摆脱了原有的地市级行政层级，其管理体系由市政府直达区县，省略了中间层的冗余结构，这种结构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管理成本，原本四川需要分级管理的221个县市单位，在重庆则由42个县区直接对接市级政府，财政支出与公务系统规模因此得到优化，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为重庆快速应对重大工程调度、资源配置、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了体制保障。 直辖后的重庆，迅速迎来发展契机，得益于中央在政策、财政、项目上的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大型水电枢纽等建设迅猛推进，三峡移民安置工程稳步完成，数百万人的搬迁安置有序展开，到2019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成为西部地区首个进入“2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山城格局悄然生变。 当然，发展中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大城市病、城乡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等挑战仍存，人均GDP虽已迈入全国前列，但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重庆在开放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外资吸引力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所幸，重庆并未停留在“资源倾斜型增长”的阶段，而是在新的国家战略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与成都这两大西部重镇携手，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原本未被划入直辖范围的广安、南充、达州等地，也通过交通互联、产业协作、政策协同等方式，逐渐与重庆形成“边界模糊”的经济圈层，事实证明，即便行政区划未能合并，区域合作依然可以突破体制边界，实现共赢发展。 信息来源：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作；徐塞声编. 《中国共产党重庆100年简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