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侦察参谋傅平山牺牲后，其遗体被越军浇在水泥基座中，部队首长指示：花1万元，找几个越南人，把烈士遗体带回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征兵号角把傅平山从渔港拉进军营，他在新兵连的泥泞跑道上摸爬滚打，在数不清的夜间行军里练就一双异常敏锐的耳目。 骨子里那股认死理的韧劲，使他很快被挑进三十八集团军的侦察骨干班。 那支后来被部队私下称作“飞虎”的侦察编组，对体能、心理、战术素养都有苛刻要求，淘汰率极高。 傅平山留下来了，留下来的理由简单到一句话——任务需要这样的人。 自那以后，他的档案里出现了屈指可数却分量沉重的字眼：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模范干部、野战侦察骨干。 军功章背后是一次又一次贴着死亡边缘完成的潜伏和突袭。 一九八六年冬，轮战的序幕在西南边陲翻页，三十八集团军接到调防命令。 动身前夜，师里点将，许多人期待傅平山留下继续担任训练参谋，他却在汇报材料上写了八个字——“请求进入一线侦察”。没有铺陈理由，只在汇报结尾落款日期。 身边同僚心里都清楚，他更适合把身体丢进森林，而不是坐在地图旁圈圈点点。 调令批复得很快，他背着装备走下列车那一刻，山雾像湿布一样贴在面颊，前沿阵地的土腥味钻进鼻腔，他的眼神比列车钢轨还要坚硬。 入山三天后，连指下达一次活捉任务：在敌军取水线路上设伏，捕获口令兵，尽快弄清对方调换暗号的时间表。 任务看似清晰，却暗藏险境。 目标区域距敌前沿仅两公里，四周植被稀疏，任何一次不经意的脚步声都可能引来机枪扫射。 夜色下，小队分散潜伏。 清晨雾气尚重，水池边没等来口令兵，先迎来一名越南妇人，她收紧斗笠，脚步迟疑，突然转身拼命奔跑。 危险像毒刺瞬间扎进空气，紧跟其后的，是捷克轻机枪的短点射，子弹在泥地溅起碎石。 敌军扑来的速度超出预判，人数远超情报，交火爆发十分钟后，傅平山右腿中弹，鲜血混着潮湿泥浆黏在裤腿。 他没有后撤，而是咬紧牙关向敌侧翼爬行，安插了三颗牵引雷。 爆炸卷起火球，那响声像撕开夜幕的闷雷，也撕开了敌军的队形。 趁着硝烟，小队突围，全部穿进密林，清点人数时缺了两名新人，通讯兵在嘈杂电台里只听见夹杂沙沙电流的叮嘱：“继续前进，不许回头。” 可傅平山转身就往回走，身影掠过残枝像一道暗影。 第二次遭遇战在半山腰爆发，他与仅剩的一名年轻士兵再次陷入包围。 对方高音喇叭在林间呼喊劝降，夹杂越南语和蹩脚中文，傅平山举枪朝天开了一声空响，冲那名年轻士兵喊“散开”。 枪声既是信号也是诱饵，百余敌军蜂拥而来，年轻士兵顺势脱离，他却把自己钉在原地。 此后六天五夜，老山密林里多了一场单兵对峙：一条无法正常行走的右腿，一把六七式微声手枪，七发子弹，对阵装备齐整的连级兵力与搜剿犬队。 傅平山靠地形、靠多年来对山林脉络细致入微的记忆，不停变换藏身点，有时仅挪动十几米，便能借一处凸起石壁挡住全部火力。 敌军俘虏事后说，一个师长死人堆里气得直骂，自己连“一个断腿的兔子”都逮不住。 时间流向一九八七年元旦清晨，黎明远处泛出惨淡灰光，密林潮气凝成水滴。持续缩小的包围圈像扼紧喉咙的锁链，傅平山身上的弹夹空了，只剩最后一发子弹。 敌军不停喊话，语言里透着疲惫又带不甘。 那一发子弹终究没有用来结束生命，也没有击向对方，而是打进空中，让山谷回声撞上云壁。 随后数枚手雷同时投掷，火光把枝桠烧成焦炭，也让那具早已血迹斑驳的身体再无声息。 对方把他的遗体浇筑进水泥墩，立在烈士陵园大门，用作某种虚张声势的战利品。 消息传到己方后，连队从营房门口贴出匿名悬赏，一万元人民币，只为带回战友。越南当地民工在夜色里凿开水泥，将只剩骨架的头颅交到任务接应人手中。 灰白颅骨装进铁盒，从密林穿到河谷，又坐上简陋卡车，历经十余天辗转，抵达中越边境口岸。 那年春天，铁盒安放在天津塘沽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生卒年月，刻着“六日鏖战”四字。家乡的巷子在清明常常飘起细雨，石碑前的湿泥里长出新草，老邻居会带孩子来看这块碑。 孩子们读不懂军功，也读不懂突围路线图，只能听大人讲“一个从海边走出来的兵，最后把山当成了家”。 站在碑前，他们看不见另一端的故事——妻子于燕平在营房门口等来伤亡名单那天，整整沉默了三小时，随后回到医务室继续接诊；三岁的女儿在幼儿园午觉之前学会写“爸”这个字，却到青春期才知道父亲化作一方石碑；七旬老母亲在床边盼了八年，盼到眼睛浑浊，还是相信儿子在远方练兵。 于燕平用这八年编织了一个细致入微的谎言，直到老人安详离世，真相才悄然收进尘封木匣。 两山轮战的炮火声早已远去，可当下的和平依旧需要无形的护栏。 边境线上仍有哨所，仍有人在巡逻，也仍有人背着比身体更重的负荷在山谷疾走。 人们走在都市街巷，享受灯火与霓虹时，很少会想到几千公里外还有无名山头、无名河谷在黑夜里闪烁枪榴弹的磷光。 那些光，都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在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