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带着家人辗转南方。

最初，他们从北平逃至长沙，再到昆明，最后安顿在四川李庄。

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无一不充满艰难。昆明物价飞涨，教授的薪水仅能勉强维持生活。

为了补贴家用，林徽因每日往返四次山坡，到云南大学兼职教英语，身体日渐虚弱的她，肺结核病情因劳累而加剧，几乎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甚至不得不上街摆摊卖旧衣。林徽因也不得不将钢笔、手表等私人物品变卖，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无法维持家中的基本生计。

李庄的日子更加艰难，湿润的气候与营养不良，导致林徽因的肺结核反复发作。

她高烧数周不退，家里的衣物破旧至需要反复缝补。

她的儿子梁从诫甚至只能赤脚上学，餐桌上常常只有糙米和野菜。

生活如此艰苦，梁思成依然坚持，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运作，甚至不得不向，国民政府“乞讨”经费，梁思成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煮皮鞋吃”。

在这贫困与困境中，林徽因依然，承担着照顾家人和亲戚的责任。

她的母亲何雪媛干预了她的生活，使她不得不照顾17位亲戚，包括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追捕的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丧偶后的梁思庄及其女儿，还有她的同父异母弟弟林恒。

家中有仆人帮忙，林徽因却几乎亲力亲为，整理亲戚的行李、协调作息，身心俱疲。

那时的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生活像一张不断被拉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在这些困境中，林徽因通过信件，向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求助。

她写道：“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信中的语气轻描淡写，其背后隐藏的困苦却让人触动。

她没有提及自己日益严重的肺结核，也没有在信中表现出太多的哀怨，附上了一幅自嘲的“梁氏招待所”漫画，试图用幽默的方式，来缓解困境带来的尴尬。

信中的内容密密麻麻，黄纸几乎没有空白，显露出她在生活中的极度节省。

还在信中隐晦提及了，弟弟林恒的死讯，写道：“国破家亡，我只剩哀哭。”

费慰梅收到信后，立刻寄出了1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教授数个月的工资，并附信邀请林徽因夫妇赴美避难。

费慰梅了解林徽因的性格，知道她“非绝境不求援”，因此没有多问细节，而是直接以行动表示支持。

这种善意的援助对于林徽因而言，是金钱上的帮助，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援助，林徽因却作出了让人意外的决定。

她回绝了费慰梅的邀请，告诉她：“我们要留在祖国。”

这并非她不愿接受帮助，而是深深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使她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林徽因和梁思成坚持要留在祖国，完成他们的学术使命，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林徽因依然在李庄病榻上坚持整理《建筑史》的资料，最终为这部重要著作完成了10万字的手稿。

林徽因的这一决定，深深根植于，她对民族的忠诚和对家国的担当。

她目睹日军轰炸，亲历人民的苦难。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坚守，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她不愿在国家的困境面前选择“苟安”，她和梁思成的心中，始终怀抱着“共赴国难”的信念。

在这段时间里，林徽因是作为一位学者和母亲的角色，她更是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选择了与民族共命运。

林徽因的选择充满了牺牲和坚持。她拒绝了走向安全的路，选择了与祖国共度难关。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林徽因和梁思成，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与学术事业保留了一线希望。

他们没有逃避，而是继续坚守，即便是在物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

林徽因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坚持自己的责任，她的爱国情怀，与精神将永载史册，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