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4岁的章士钊再次偷偷爱上一个歌女，后高调同居。妻子吴弱男知道后，带着3个儿子上门大闹一场。没想到最后章士钊却提出一个无法让吴弱男接受的无理要求。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五四风潮余温未散，政客、文人、军阀在法租界和大世界碰杯谈笑。
青帮大佬黄金荣引荐，章士钊认识了唱昆曲的奚翠贞。
人长得水灵，嗓音绵软，是那种能让人，彻底沉下去的软骨头女人。
章士钊沦陷得快，五年时间，行踪全绕着奚翠贞打转。
外头热火朝天，家里冷锅冷灶。
吴弱男是章士钊的结发之妻，山东女学馆出身，早年便随夫南来北往，她知书懂礼，也习惯了丈夫“士大夫情趣”，但没料到这一回变了味。
1924年，章士钊在报馆街租了洋房，带着奚翠贞“正式同居”。
牌子也挂出来，门联写着八个字——“老树著花无丑枝”，把自己比成“老树”，把情人比成“花”，写得肉麻，贴得高调。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吴弱男不忍也得忍到头了。
当年春天，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闯进洋房，章可第一个扑过去，抱住章士钊的腿，哭着喊爹。
章用捡起架上的古董茶壶直接摔地上，碎成片。章因最小，手小力却大，把父亲最爱的歙砚砸出裂纹。
全家炸窝，打碎的不止是物件，是章士钊精心编织的“新秩序”。
章士钊却不慌，他有一套理论，说“古人三妻四妾，是礼数”，自己不过是恢复传统。
还强调“婚姻是责任，非欲望的枷锁”，言下之意，吴弱男照顾孩子持家，那是“正妻之责”，情感归属另算。
“情之一字，不拘一人”，说得清高，做得下作。
更荒唐的在后面——他要求吴弱男“认可”奚翠贞的地位，接纳进家门，要么接受，要么离婚。
这一下把吴弱男逼到了墙角，她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要么有我，要么有她。”
话说完，拎着儿子走人，当夜就搬出了老宅，三年后从户籍上正式剥离“章门妇”身份，这不是一场家庭纷争，这是公开决裂。
章士钊没退，反而更高调，戏台子搭得更大，四处捧奚翠贞演出，陪唱、陪饭、陪出门，频繁现身各类文人聚会。
甚至还让她在自家主持“昆曲雅集”，请了一群老文人围坐听曲。
但有些热闹没过三年就凉了。
奚翠贞意外小产，身体垮得快，更快的是态度。一位银行家“愿意全包”，她连夜收拾细软，远走香港。
留下一封信，“知君无心恋旧人”，把章士钊晾在风中。
老树刚开花，花就跑了。
章士钊顿时变成笑柄，门联早被撕烂，舆论却没放过，那几年吴弱男组织的“妇女拒妾会”发展很快，成了沪上名媛圈的一面旗帜。
演了一出文明戏《独门闹妾》，其中角色形象和章士钊几乎一模一样，一时间全上海茶楼酒馆口口相传。
她还办了个小型文刊，刊首写了八个字：“纳妾即革命，回头即关门。”
刀锋直指旧礼教，也直指章士钊。
1929年，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去欧洲，落脚巴黎，一边进修一边照顾孩子读书。
章可日后成为知名外交家，章用做了语言学者，章因少年早逝，但在日内瓦读书时已展露数学天赋。
章士钊的晚年则过得更空。他后来娶了京剧名旦殷德珍，感情和气，但无子嗣。
再写回忆录时，对这段风波只字不提，只说“生活不甚如意”，一笔带过。
1973年，吴弱男在香港病重。
儿子们陪在床边，她要求翻出，几十年前的那份离婚协议，原件还在箱底，泛黄发脆，她笑了笑，在下方批注四个字：“想得美。”留作遗言。
这一句，比当年的门联更狠。
章士钊终究是个文人，擅写文章，写不了妻子，吴弱男不是作家，却用生活写了一封长信，署名的不是笔，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