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是一所与哈佛医学院紧密捆绑的学术金字招牌。作为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顶尖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综合性机构，它长期以来被视为行业灯塔，每年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公共渠道获得数以亿计美元的科研经费。这笔巨款，本质上是社会对其学术诚信与科研产出的无条件预支信任。

然而，最近这所顶尖学府被揭开的真相，让这张信任支票彻底跳票。2025年12月，美国司法部公告，丹娜·法伯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约1.1亿元人民币）达成和解，起因是该所研究人员在2014年至2024年间，系统性在多篇论文中伪造及篡改实验图像和数据，并以此为基础申请和消耗了NIH的巨额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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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惊的是，涉案人员并非底层科研人员，而是包括其勒博鲁德癌症研究所所长肯尼斯·安德森、首席运营官威廉·哈恩在内的多名高层领导者。美国司法部在公告中明确指出，这些行为导致“提交了虚假声明”，并“花费了本不允许的”联邦资金。

高达1500万美元的罚单，其中850万将返还给NIH，但这笔钱买不回破碎的公信力。全球科学界一片哗然，议论的焦点并非个案，而是体系失灵：如果连丹娜·法伯这样的标杆都如此，学术界的内部监督究竟效力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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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案通过联邦法律和真金白银的奖励，将举报此案的独立“学术侦探”的行为，从边缘性的“骚扰”正名为对科研诚信的“宝贵贡献”。据悉，这位“侦探”个人获得了263万美元的举报人奖励，以表彰他对学界纯净的维护。

事情的起源，是这位名叫肖尔托·戴维的英国分子生物学家。他本职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却在业余时间扮演着“学术清道夫”的角色。在PubPeer等学术讨论平台上，他以本名或化名发表了超过两千条评论，专门审视论文中可能存在的图像异常。

肖尔托·戴维博士（图源：Science Integrity Digest网站）

2023年底至2024年初，戴维在调查其他机构的研究时，顺藤摸瓜，将视线转向了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他凭借对科研图像异乎寻常的敏感度，开始系统性地筛查该所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2024年1月2日，他在自己的博客“For Better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重磅分析文章。文章中，他列举了超过50篇由丹娜·法伯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并提供了详尽的视觉证据，指出其中存在大量的图像重复使用、不当裁剪、旋转和拼接问题，而这些问题论文的作者则大多是该研究所的管理者。

戴维在后来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指出，他所发现的模式“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他的博文产生了蝴蝶效应，《纽约时报》撰文“学术猎人出巡，漏网之鱼何其多”，其他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报道，将这场来自学术边缘地带的质疑推向了公众视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丹娜·法伯迅速启动了内部审查，并在短时间内宣布，计划撤回其中6篇论文，并对另外31篇进行更正。

然而，研究所这种局限于期刊层面的“技术性修正”，并未平息质疑，反而被许多人视为一种“表面整改”。因为，该研究所的种种“整改”并未触及关键所在：这些可能存在数据歪曲的研究成果，是如何作为关键依据，成功帮助该所申请到数千万美元的联邦经费的？

戴维显然不满足于仅仅让论文被撤稿。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更是一起涉及公共资金欺诈的法律案件。于是，这位“像素猎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依据美国《虚假申报法》，以个人名义正式起诉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他的战场，从学术博客的评论区，转向了联邦法院。

肖尔托·戴维很清楚，迫使期刊撤稿，仅仅是剪掉了杂草的地上部分，真正的根系——被欺诈行为套取的巨额联邦经费——依然深埋在地下，安然无恙。于是，他定更换武器。2024年4月，在律师的协助下，他依据美国《虚假申报法》，正式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对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提起民事诉讼。

美国司法部网站截图

这是一步关键棋。《虚假申报法》允许私人作为“告发人”（或称“吹哨人”），代表政府起诉那些欺诈联邦资金的行为。若胜诉，举报人有权获得最终追回金额的15%至30%作为奖励。该法案为戴维这样的外部监督者提供了一把法律利剑和一个实实在在的激励杠杆，将个人对学术诚信的捍卫，与国家追回财政损失的司法行动直接绑定。

这场诉讼的结果来得比许多人预想的要快。2025年12月，双方达成和解，距起诉仅20个月——丹娜·法伯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告，其中超过850万美元将返还给NIH，而戴维因其“关键贡献”，获得了263万美元（约占17.5%）的奖励。更重要的是，在和解协议中，丹娜·法伯承认了关键事实：其一位被称为“研究人员1”的监督者（据《科学》杂志报道，指向资深研究员肯尼斯·安德森）未能履行充分的监督职责，导致下属研究人员在由NIH资助的项目中，产出了包含歪曲和重复图像数据的论文，并因此花费了本不该被允许的联邦资金。

各方的反应耐人寻味。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声明中强调：“NIH的资源有限……司法部将追查那些破坏联邦资金决策完整性的受助机构。”这定下了国家监管者强势介入的基调。而在学术侦探的小圈子内，此事被视作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意大利植物学家、同样从事学术打假的科拉多·维奥蒂对《科学》杂志表示，这“代表了继续我们努力的巨大激励，并树立了一个先例”。另一位“学术侦探”则指出，这种认可有助于反击外界将他们污名化为“失败的科学家、骗子、恶意诽谤者”的言论。

Dana FaberCEO, Benjamin Albert（图源：OncoDaily）

尽管支付了巨款并承认了具体事实，其丹娜·法伯总裁兼CEO本杰明·艾伯特在声明中坚称“科学错误不符合丹娜·法伯对其研究人员的崇高期望”，并强调研究所已实施多项举措加强科研诚信。虽然通篇未承认“欺诈”（fraud），一场以法律和金钱结算的较量，也算暂时划上句号。但科研不端行为的成本，已从声誉风险，飙升到了足以令任何机构肉痛的财务与法律风险。

丹娜·法伯的案例震撼人心，但在大洋此岸的中国学术界，目前尚未爆出如此规模、牵涉顶尖机构高层系统勾结并欺诈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跨国丑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科研净土一片安然？

现实要复杂得多。很多人或许还记得黄飞若事件，但该事件露出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更多的暗流仍在涌动。就在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两批通报了多达51名存在科研不端行为的学者，其中多数为高校教师或医院研究人员。这些被全国点名通报的案例，所涉问题同样触目惊心：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擅自标注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等。、

清华大学网站截图

这些个体案例的背后，是一条庞大而高效的灰色产业链在支撑。2025年10月《红星新闻》报道，有论文代写代发机构声称2024年运作了18万篇论文，成功发表13万篇，年利润高达8000万元。其客户主要来自有职称评审需求的医护人员。

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的进步正在为造假提效。调查发现，已有机构利用AI工具，要求“写手”日均拼凑出30篇不同学科的“论文”，输入基础素材后，几分钟即可生成初稿。一家代写公司甚至高调宣称：“只要钱到位，就没有他们写不出来的文章。”

驱动这一切的根源，依然是那个老问题——“唯论文”的刚性评价体系。当职称晋升、评优评先、资源分配过度甚至唯一地与论文发表数量、期刊等级挂钩时，异化便必然产生。麦可思的研究数据显示，高达70%的大学教师将“科研或论文发表要求”列为主要压力来源。在压力下，追求短平快的“水刊”乃至铤而走险购买论文，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理性选择”。

当然，变革已在路上。一些高校正试图破局，例如南京大学构建了涵盖论文、专利、决策咨询报告等多元成果的评价体系；福建师范大学推行“分类分层”评价，建立长周期考核和代表作制度。

这些探索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即从根本上降低为发表而发表、为数量而造假的制度性冲动。然而，从局部探索到系统性的评价文化重塑，从打击个体到铲除整个灰色产业链，这条路依然道阻且长。丹娜·法伯的警钟，不仅鸣响于波士顿，它同样在提醒我们：捍卫科研诚信，是一场需要法律、制度与文化重建协同推进的持久战。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拍老师

排版：蓝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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