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红军正准备突围。江西的山路被国民党堵得死死的，中革军委内部也乱作一团，张国焘刚从鄂豫皖苏区合流过来，话不多，但步步紧逼。
他要插手军权，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心里都有数，却谁也没说破，几个晚上没合眼，大家都明白，一旦决策错了，几万人可能活不过去。
中革军委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当时，中央苏区刚打下稳固基础，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朱德带兵稳扎稳打，两人配合默契。
中革军委相当于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直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朱德是主席，彭德怀、王稼祥是副主席。
委员里有周恩来、毛泽东、贺龙、徐向前等一帮老红军。这套人马后来撑起了整个长征。
可问题也多。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驻中央，成立红军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被划归新部门，军委成了“甩手掌柜”。
毛泽东话语权被削弱，朱德虽然还是主席，但指挥调动都得过李德那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十几万红军损失大半，谁该负责，心知肚明。
长征开始后，局势变了，队伍一边打仗一边开会，1935年初到遵义后召开会议，李德和博古被边缘，毛泽东进了核心圈，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重新掌握军委权力。
那时候，红军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必须变。
就在这时，张国焘从西路部队赶来，他带着几万人马，看上去风光，其实也狼狈，他提出另设“中共中央”，和毛的军委分庭抗礼。
两人争夺指挥权，弄得军委变成拉锯战场，张国焘任副主席，试图另起炉灶，到1935年懋功会师时，军委人员暴增到二十多位，外表团结，其实派系林立。
张国焘擅长拉拢人心，他曾建议红军南下，结果险些全军覆没，毛泽东坚持北上才摆脱被包围命运。矛盾公开后，张国焘搞分裂，带兵走另一条线。
到1938年，他彻底叛变，跑去重庆投靠国民党，之后流亡国外，朱德和周恩来一边安抚队伍，一边整合军委体系，不让事态恶化。
中革军委不仅权力斗争激烈，还经历了不少叛变，孔荷宠是最早的军委委员之一，1934年被捕后投敌，供出湘鄂赣苏区机密，导致8000红军被收编。
军委痛心疾首，文件里直接点名批判，还有龚楚，曾是红军高级指挥，1935年主动叛逃，转头当了国民党的暂编师长，几年后因贪污被抓，落得个晚节不保。
当然，也有不少人战死沙场，永不背叛，朱云卿是中革军委的参谋长，1931年反“围剿”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24岁。
朱德为他写信哀悼，说他是“革命幼苗，烈火炼成”，还有贺昌，红16军的政委。
1935年在会昌战役中被炸伤，怕被俘供出机密，选择自尽，陈毅为他写诗悼念，说他“为信仰死，不枉此生”。
邓萍的死尤为令人心痛，他是红三军团的参谋长，作战特别勇猛，1935年遵义战役中，他带头冲锋，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彭德怀当时站在他身边，一句话没说，只是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指挥，后来提起这事，他低声说：“这个人，值得纪念。”
周逸群是湘鄂西苏区书记，出身贫苦，干劲十足，1931年带着几百人突围时，在山口被伏击中弹牺牲。
贺龙当年把他的遗体背回来，一路没说话，只把头低着，有人问：“这么远背回去？”贺龙只回了一句：“他是我们的人。”
抗战爆发后，1937年洛川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成立新的军委，中革军委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队伍进入正规化阶段，但很多制度，是中革军委打下的基础。
比如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最早由中革军委确定的制度，过去决策靠集体，现在集中于主席一人，减少了推诿，也提升了效率。这个制度后被沿用进新中国的军队指挥体制。
1933年红军大学在瑞金成立，许多后来成为将帅的人物都在那儿读过书。
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都是那时的学生，既学军事也学政治，虽然条件艰苦，但出来的人都能打硬仗。
还有一支特别队伍叫政治保卫局，负责情报和反间谍，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是最早的三人组，1931年提前截获顾顺章叛变情报，挽救了党中央。
那次如果不是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很可能就被捕了。
中革军委的精神，也通过人延续了下去，1955年第一次授衔，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十位元帅里，有一半出自当年的中革军委。
他们见证了从游击战到正规军，从山沟沟到北京城的全过程，谁也不是天生的将军，全靠一路摸爬滚打，一点点走出来。
有人说，中革军委像是一支灯塔，照亮红军最黑暗的时刻，它不是完美的机构，内部斗争激烈，有叛徒、有牺牲。
但正是这些矛盾和故事，让它成为历史上真实、复杂又难以忘记的一页。
参考资料：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编写组.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