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董竹君父亲以300块大洋把董竹君卖到青楼，2年后她嫁给了夏之时。没想到夏之时离开她时，却递给她1把手枪：如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就用它自杀。没想到婆婆也说：“一个卖唱的，只配当个姨太太罢了。”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黄包车夫，母亲靠给别做佣人补贴家用。
由于家里孩子众多，虽然董竹君的父亲经常从早工作到大半夜，累得直不起腰，但是依然只能勉强养家糊口。
但即使在如此贫穷的情况下，董竹君的父亲依旧选择送董竹君去私塾念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穷，逐渐交不起房租，所以董竹君读书的费用自然也没有了着落，也就上不了学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后，父亲生了大病，家里本就一贫如洗，又哪里有钱给父亲看病。无奈之下父母只有四处借钱求医。
四处碰壁之后父母一咬牙就跟青楼借了高利贷，然而向青楼借钱必定需要抵押之物，很不幸家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董竹君，于是她就成了抵押品。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由于家里还不上钱，青楼派人用轿子接走了她。
从此她改名杨兰春，开始了卖唱生涯。由于她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很快就唱出了名气，得了一个“小西施”的绰号。不过董竹君始终坚持“卖艺不卖身”的原则。
在青楼唱了两年后，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夏之时是当时显赫的英雄，24岁便担任四川都督。他到上海办事，为避人耳目，经常出入青楼会谈，一来二去认识了董竹君。
夏之时很欣赏董竹君，便想着为她赎身，青楼舍不得这棵摇钱树，直接开价3万大洋，夏之时同意了，但董竹君却拒绝了。
董竹君虽然身处风月场，但她有着跟其他青楼姐妹不一样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像商品一样被买来买去，她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自己是和其平起平坐的妻子。董竹君索性提了3点要求：
一是让她要当正室，不做小妾；二是婚后送她去日本学习，让她接受新思想；三是让夏之时“主外”，安心从事革命事业，她则“主内”，负责照顾家里琐事。夏之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董竹君就从青楼逃了出来，然后跟着夏之时去了日本。他们在日本举行婚礼，这一年，董竹君15岁。
董竹君想错了，她一进夏家，就遭到了各种鄙夷，婆婆竟还以“低俗出身不能掌家”为由，苦劝夏之时再娶，婆婆说：
“你是有身份的人，她配得上吗？你找她可以，但只能做姨太太，正房太太不能是她！”
不过最后还是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夏之时的安排下，董竹君也正式成为了东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对董竹君不信任，就给了她一把手枪，还说如果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就用枪自行了断。
1917年秋，董竹君想去巴黎留学，夏之时当然不愿意，坚持让她回四川，不允许她继续留在国外学习。
1923年，董竹君拿着自己多年积累下的私房钱，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
三年后，董竹君在父母的协助下，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她的飞鹰黄包车公司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是纵使董竹君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夏之时依旧不拿正眼看她，甚至说她出门抛头露面是不守妇道。
然而夏之时在回国后不久就被革了职，事业上不顺利他就经常无故地把火都发到董竹君身上。
对于四个女儿，他也不喜欢，常常无缘无故地责骂，而且不愿意花钱送她们去上学。一次，为了女儿们上学的事情，夫妻俩激烈地争吵，恼羞成怒的夏之时，跑到厨房，抄起菜刀，扬言要砍董竹君。
1929年，董竹君忍无可忍，提出与夏之时分居。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董竹君无法带走儿子，便带着丈夫不待见的四个女儿离开了夏家，回到上海。
在上海董竹君生活过得也并不顺利，先是父亲病重家中一贫如洗，好不容易开起来的纺织厂也因为战乱被夷为平地。
多方辗转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开起了锦江川菜馆，后来更是因为菜馆的火爆，结识了杜月笙、黄金荣等上海名人。
抗战结束后，董竹君的锦江川菜改成了锦江饭店，专门用来接待外宾。
后来，她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15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国家，这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另外，她还交出了花园住宅。
特殊时期，董竹君不幸入狱，她在狱中度过了自己七十岁的生日，写下四句“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1997年12月，97岁高龄的董竹君辞世。
这个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奇女子，永远地离开了。她曾说过，能看到祖国蒸蒸日上，这辈子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纵观董竹君的经历，有跌落淤泥之时，也有高入云端之时。但不论面对怎么样的困境，董竹君却从未向命运低过头，她都以自己的乐观和坚韧不拔成功的战而胜之。
董竹君没有止步于寻求独立的梦，而是立足在现实，用她的眼界、魄力与能力不断改变着命运，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