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

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被邻居夫妇抓住肩膀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钱钟书听到动静，拿着一块厚木板，对着男邻居劈头就打。

当年杨绛怀孕的时候，钱钟书就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要将关爱全部给到阿圆（钱瑗的乳名），她就是我毕生的杰作。”

杨绛曾在《我们仨》中说到到“阿圆”的优秀：在爷爷钱基博眼里，她是“读书种子”，在外公杨荫杭眼里，她是“过目不忘”。

而钱钟书给女儿的评价则是：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但钱瑗和爸爸最“哥们”，自然最像他。

钱钟书疼爱女儿，每晚在钱瑗临睡前，就会给她的被窝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具。每当这时，钱瑗又会像“扫地雷”一样，把父亲布下的“陷阱”清理干净。

然而这个长在蜜罐，备受宠爱又优秀的钱瑗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那么顺遂。

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认识了王德一的男同学，两个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社团的成员，两人经常一起负责学校的黑板板和海报。

相处的时间久久了，钱瑗喜欢上了王德一，病大胆向它表白，并最终在相识13年 后，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杨绛对这个女婿也非常满意，常说他是一个和善忠厚的人。

一次，王德一送钱钟书上火车时，见到旁边有人行李太多，王德一便主动去帮忙。

婚后，两人生活得非常幸福，可这幸福只维持了半年的时间，那是一段特殊的时间，王德一被牵扯其中，他不堪其辱，最终在宿舍楼自杀身亡。

那时候钱瑗和父母在北京干面胡同15号的社科院宿舍住。

后来经历了特殊时期以后，钱钟书的同事濮良沛，赵翔凤夫妇，成了他们的邻居，其实他们的到来说白了就是为了“监督”钱钟书一家。

由于濮良沛夫妇家三代同堂，所以钱钟书必须让出两间房来给他们，同时厨房和卫生间也两家共用。

但是公用的毕竟不方便，不过钱钟书夫妻觉得“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他们经常忍让与帮助赵翔凤夫妇，比如帮他们把他家孩子的摇篮搬家里去，帮他们生煤炉子的火。

但是赵翔凤夫妇从来没有说过感谢的话。

1973年一个周末，杨绛请了一个钟点工来洗衣服，可赵翔凤非要钟点工免费给他们先洗。

钱瑗不愿意，因为钟点工是自己家花钱请的，就算帮忙洗，凡事也有先来后到…没想到邻居一气之下直接一巴掌打在钱瑗脸上，还说她不是好人。

杨绛看到女儿被打，便和赵翔凤打了起来，这时候钱瑗跑出去找居委会主任报告。

正在屋里写作的钱钟书听到动静，出门一看见妻子被打，抓起一块厚木板向濮良沛头部打去，他一躲闪，却被击中了胳膊。

这时杨绛怕钱钟书吃亏，急忙拉着丈夫跑回屋里。这时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来了，经过调解，大家都散开了。

或许洗衣服这件事只是两家人打架的导火索，因为他们夫妻表面对钱钟书一家和气，实则背地里常常说杨绛一家的坏话。

那时钱媛的丈夫去世，一家人对这件事都避开不谈，杨绛为了不让女儿伤心，于是挨个去拜托邻居，请求他们不要在女儿面前提及此事。

这对夫妻听完后，敷衍地答应着杨绛，转头就跑去问钱媛：“怎么没见你丈夫啊，你来这这么久他都不来看看你吗？”

钱媛只低声说道：“他去世了，麻烦你们不要说这件事了。”谁知这两人听后，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给钱媛取了一个恶毒的外号：“臭寡妇”。

关于打架这件事，杨绛后来还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从“掺沙子”和“流亡”》，发在《南方周末》上，可见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1997年，钱瑗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罹患脊柱癌，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年过八旬的母亲杨绛对她说：“安心睡吧，我的女儿，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

在钱瑗去世后的第八天，处于昏迷中的钱钟书突然大喊：阿媛，我们转去自己家里。

当杨绛先生赶来时，他又再度陷入了昏迷之中。

在某一天钱钟书书在清醒的时候提及“阿媛”，杨绛贴在他的耳边轻声地对他说道：阿媛走得很好，我已经祝福过她了。

没过多久，钱钟书的身体也不好了。弥留之际，他给杨绛留下了一句话：“绛，你要好好过。”

自此，钱家三人组算是彻底地散了。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先生写下了《我们仨》，追忆了一家三口的逝水流年，有欢乐，有痛苦，有相聚，有别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携手走完了人生的时光。

书中曾说到：“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