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边，毛泽东13岁，正跟他爹吵得不可开交，毛顺生气急败坏地骂他是“逆子”，而毛泽东倔得很，干脆跑去池塘边上站着，扬言要跳水。 他不是装样子，是真敢跳，围观的亲戚邻里都吓傻了，毛顺生被逼得没辙，只能低头，让他象征性下跪了事。 从这件事起，毛泽东再也不是那个任打任骂的农村少年了，他学会了用硬碰硬的法子捍卫自己。 毛家在韶山冲算不上穷，但也不富，毛顺生靠种田、放高利贷起家，规矩死板，干活讲究效率，不讲情面。 他把赚钱当头等事，指望毛泽东接班当个精明账房，可毛泽东偏偏不爱这些，他爱看书，尤其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种“闲书”，越禁越看。 他不服老子摆出的架子，经常跟他吵嘴，家里请的私塾老师也被他顶撞过。 十岁那年，有一次先生讲《论语》，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毛泽东质疑这有啥用，还说这不是讲废话？结果被先生当场打了三天。 打完之后，他干脆一走了之，闹罢课，他父亲见他宁肯离家出走也不低头，只能把他喊回来，这事才算了，毛泽东就是那时候开始觉得，硬气一点，别人就不敢欺负你。 这股劲儿没散，越长越重，村里有人穷得快揭不开锅，他爹却趁机买了自家亲戚的田地，价格压得很低。 毛泽东私下里骂老子太绝，把亲戚当肥羊宰，这些事让他对旧社会那一套人吃人的规矩越来越看不惯。 他读到《盛世危言》，书上讲富强、改制、打破旧礼教，跟他心里想的有点像。 读书越多，他的“逆子”名声越坐实，可在他眼里，那不是忤逆，而是活得像个人。 到了1911年，他去长沙参军，没靠家里人帮忙，结果被拒了，理由是没人担保，他没放弃，四处找人。 最后靠彭友胜这个老乡帮他担保，彭是个铁匠出身，在部队当副目，还有个叫朱其升的，也是铁匠，仨人聊得来，就结拜做了兄弟。 彭友胜看毛泽东一穷二白，还经常分饭给他吃，毛泽东这辈子吃过不少苦，但这顿饭他记得清楚。 他后来常讲，铁匠、农民这些人最实在，心里没弯弯绕绕，他说“卑贱者最聪明”，不是喊口号，是亲眼见过、亲身体会过。 毛泽东这人一旦认准谁，就特别敬重，彭友胜退伍后回村当铁匠，手艺不错，但也辛苦。 别人笑他“粗人”，毛泽东却说：“他脑袋灵得很，打个锄头都能琢磨一天怎么省力。”晚年他还念着彭，觉得铁匠这活是技术活，是智慧的象征。 他写《农村调查》时说，农民能写好文章，能当诗人，他真心觉得这些看起来“没文化”的人，比那群只会掉书袋的“先生”强多了。 1950年，土改搞到韶山，按政策，像毛家这种以前雇人干活、收租吃利的，要被划成富农。 村里干部一开始有点犹豫，怕给毛主席家贴这标签不好看，结果毛泽东一封信回过去，说得特别干脆：“我父亲的土地和钱，是剥削来的，该怎么划就怎么划。”还主动退了300块钱给政府，算是“退押金”。 有人说这是“立规矩”，毛泽东压根不解释，他觉得革命不是给自家谋好处的，也从来不觉得“我是主席我就能例外”。 其实，这种态度早在他小时候就有苗头，他看不惯父亲欺负弱亲戚，也从来不巴结村里当官的。 村里谁挨欺负了，他有时候还会站出来吵一架，别人说他“生来就是个造反种”，他不否认。 他就是讨厌那种人压人、事靠关系走的风气，他愿意跟铁匠、农夫一起吃饭，不愿意跟老爷太太坐一桌。 有人说毛泽东是从“逆子”一路走上革命路的，这话不全错，但说白了，他就是从小不吃那一套。 他不信祖宗规矩，也不怕权威，看得不顺眼的事，他要么不理，要么干脆推翻。 小时候对父亲顶嘴、罢课、站池塘；长大了要改社会、打旧制度，他心里头有杆秤，不管是毛家人还是别人家，只要不公平，他都想掀桌子。 当然，他的性子也不是没有代价，小时候常挨打，读书也走了不少弯路，他读了几个学校，都没老老实实待到毕业。 但他从不觉得后悔，他常说，“书不在多，在精”，有用的学问不一定得从课堂来，他喜欢一个人去乡间走，跟农民聊庄稼、看他们怎么灌溉、怎么养猪。 后来搞革命，他说政策要“眼睛向下”，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别光看报表，要去村里看看猪圈有没有修好，老百姓米缸里有没有米。 他走的这条路，确实带着很多个人的印记，没有跟父亲对峙那次，也许他不会那么早明白什么是反抗；没有彭铁匠和朱其升的那顿饭，也许他不会那么信任“下层人民”；没有1950年那封信，也许韶山土改不会那么利落。 有人说他是天生的领导者，其实更像一个一路顶着压力硬闯出来的倔强孩子。 他这一生，跟权威的较劲从没停过，从家里到国家，他从不信“命”，也不吃“规矩”。要说他为啥后来能成大事，归根到底，就是小时候那股子“你要打我，我就跳塘”的犟劲。 参考资料： 《毛泽东传（1893-19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