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让给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发去密电，让将范绍增抓捕押往南京，若有抵抗可就地枪决。副官问宣铁吾：“司令，是不是连夜抓人？”
宣铁吾把电文塞进抽屉，说：““派人盯着范公馆，先别轻举妄动，还有你去找几个可靠的人，把要抓范绍增的消息散布出去。”
副官说：“范绍增帮李宗仁助选副总统，还把 益社”的码头借给桂系运军火，蒋总统对他很是不满，看来是起了杀心，这样做怕是不妥？”
宣铁吾瞪了副官一眼，副官吓得一缩头，不敢再多说。
晚上，范绍增正在和杜月笙等人打牌，“杜门”管家万墨林急匆匆的跑进来说：“大事不好，警备司令部传来消息，说要抓范社长。”
范绍增向万墨林问明情况后，哈哈大笑，说：“宣铁吾那小子，怕是想给我通风报信。”
第二天，范绍增在杜月笙派人护送下，悄然离开上海，之后一路辗转跑回了四川老家。几天后，在确认范绍增人已不在上海后，宣铁吾派出宪兵、军警，大肆搜捕“要犯范绍增”。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还当过侍卫长，和蒋经国的关系也极好。抗战胜利后，宣铁吾当了上海警察局长、淞沪警备司令，作风很是霸道，连杜月笙的面子都不给，还曾抓捕过万墨林，即便是钱大钧、汤恩伯等大员，对他都忌惮三分。
身为蒋氏父子面前红人的宣铁吾，为何冒着被老蒋追责的风险，要对范绍增手下留情呢？
原来，抗战中宣铁吾在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当过91军军长，与时任88军的军长范绍增共过事，协调作战过。
范绍增是川军将领、袍哥头子，他虽在1938年被委任为88军军长，但只是个头衔，兵员、装备都要他去自筹。范绍增花了大半年时间，以自掏腰包、朋友帮忙等方式，弄了一批装备，然后又通过招揽旧部、袍哥成员，募集了几个团的兵员。
1939年初，范绍增率88军出川作战，划归第三战区作战序列。88军的装备，在三战区各部队中，是吊车尾的存在，但官兵的战斗意志却很强，打了不少的恶仗、硬仗。范绍增为人圆滑，长袖善舞，加之在领取作战任务时毫不推诿，这让同为军长的宣铁吾对他很有好感。
88军后来升格成了“三师制”的甲种军，但军长却换成了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范绍增被明升暗降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失去兵权的范绍增，一气之下，跑回四川当了寓公，在抗战胜利后，又去了上海，成立了“益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对范绍增有功却无赏，反而丢了官职，宣铁吾很同情。宣铁吾到上海任职后，杜月笙携带重礼去拜会，却吃了闭门羹。而当范绍增去找宣铁吾叙旧时，宣铁吾则是笑脸相迎。
杜月笙向来自诩“人脉广”，可在见到宣铁吾对他和对范绍增的两幅面孔后，感慨的说：“还是这个范哈儿会做人，我比不过。”
1949年2月，范绍增筹划起义，但苦于没有部队，便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范绍增当年被免去军长一职，幕后黑手是何应钦，顾祝同是不得已而为之。内心对范绍增有愧的顾祝同，答应给他谋个军职。
以范绍增的资历，至不济也得给个军长，但这个级别的任命，必须老蒋点头。顾祝同打电话向老蒋请示时，却遭到了拒绝。
到了1949年9月，老蒋在兵败如山倒之下，急需增强军事力量，加上顾祝同的从中斡旋，这才很不情愿的委任范绍增为“挺进军总司令”，以黄埔将领杨良为副司令。
范绍增攥着委任状，对亲信说：“老蒋是既要用我，又防着我，连个正式的番号都不愿意给。”
靠着“挺进军总司令”的头衔，不到一个月，范绍增就有了两万多人马，编为八个纵队。范绍增拉队伍的速度，让老蒋、顾祝同都感到震惊。
12月9日深夜，范绍增与解放军代表会面，代表说：“只要起义通电发出，解放军立刻接应。"
范绍增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给我三天时间，把分散的四周的八个纵队的弟兄积聚起来。”
11日清晨，杨良带着十几个手下来到范绍增的住所，气冲冲的说：“范司令，听说你和共军有联系？”
范绍增指着桌上的牌笑道："杨副总司令也来凑个手？我这几天都在陪姨太太们解闷。"
杨良狐疑地扫视四周，说：“司令这几天，没有干别的？”
范绍增一语双关的说：“我这个人，不会强迫别人，但也不会让人逼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深夜，左思右想后的杨良，带着几百手下自行往成都方向逃去。
12日，范绍增在驻地渠县通电起义。当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时，范绍增将印着 "川鄂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 的大印交了出去，摸着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今后应该是用不着这个东西了。”
范绍增有原配妻子陈文兰和六个姨太太。起义后，范绍增考虑到新社会是一夫一妻，便决定和妻子陈文兰一起生活，和其他六个姨太太办理离婚，每人给一大笔钱。有五个姨太太拿钱走人，剩下的叶绍芳却死活不愿意走，说：“生是范绍增的人，死是范绍增的鬼。”
组织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特批叶绍芳回到范绍增身边。因陈文兰年龄也大了，范绍增后半生的生活起居，主要靠叶绍芳照顾。范绍增不忘老妻，叶绍芳一片深情，在当时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