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个部长被派去驻村5年了，明眼人一看，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部长非常高兴

单位有个部长被派去驻村5年了，明眼人一看，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部长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去村上了。消息在茶水间传开时，几个年轻同事正挤在咖啡机旁。李姐转动着手里的马克杯，口红印在杯沿晕开：“老王在机关熬了二十年，眼看快退休了，突然被‘发配’到山沟沟，换谁不得气出个好歹？”话音未落，隔壁科室的老张探出头来：“听说他走的时候还特意请全部门吃饭，满脸红光，像是捡了大便宜！” 办公室玻璃幕墙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往下落，我望着老王收拾工位的背影，想起上周例会，大领导宣布人事调动时，他几乎是第一个举手响应。彼时他的藏青色西装笔挺，鬓角新染的黑发却遮不住眼角的皱纹，“我申请去！”他的声音洪亮得像年轻了十岁，惊得会议室内的空调风都凝滞了片刻。驻村的路并不好走。老王发来的照片里，黄土路蜿蜒如蛇，村委会的砖瓦房墙皮剥落，办公室的白炽灯下，摞着半人高的扶贫档案。同事们私下议论，说他不过是在机关失了势，想躲清闲罢了。直到某天深夜，我收到他的消息：“小周，能不能帮我找些农业技术资料？这儿的老乡种玉米总闹虫害。” 三个月后的单位总结会上，大领导罕见地表扬了驻村工作队。屏幕上的PPT翻到老王负责的村子，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整齐的大棚，留守老人坐在新修的文化广场上晒太阳。角落里有同事小声嘀咕：“作秀罢了，指不定花了多少公款。”我盯着照片里老王晒得黝黑的脸，他身后的村民举着刚摘的西红柿，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真心的笑容。第二年开春，老王突然回了趟单位。他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沾着泥土，皮鞋缝里还嵌着草屑。大家围上去寒暄，他却从帆布包里掏出几袋包装简陋的杂粮：“尝尝，老乡自己种的，没打农药。”有人问起驻村生活，他眼睛发亮：“可太有意思了！上个月带着村民直播卖核桃，一晚上卖出去三千斤！”他说得兴起，袖口滑落，露出手腕上被镰刀划出的疤痕，“就是这伤，让我明白啥叫‘纸上得来终觉浅’。” 渐渐地，单位里关于老王的议论变了味道。年轻同事开始主动打听驻村政策，几个快退休的老干部私下说“当年咋没这机会”。当老王在村民的帮助下，把废弃的窑洞改造成民俗客栈时，连最挑剔的李姐都忍不住说：“这老王，还真干出了名堂。” 第五年的冬天格外冷，老王驻村期满的消息传来。送行那天，村民们自发组织了队伍，开着三轮车、电动车，浩浩荡荡从村里赶来。他们扛着自家腌的腊肉、晒的柿饼，还有亲手绣的锦旗。单位门口，白发苍苍的大娘拽着老王的手直抹泪：“王干部，俺们舍不得你走啊！” 大领导握着老王的手，语气难得地真诚：“组织决定，调你去乡村振兴局当负责人。”人群中爆发出掌声，我看见老王的肩膀微微颤抖。他转身面向我们，声音依旧洪亮：“五年前我来单位报道，第一份工作就是整理档案。那时候我就在想，文件上的‘为人民服务’，什么时候能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笑容？现在我明白了，只要俯下身子，哪儿都能找到答案。” 后来，我去乡村振兴局办事，在老王的办公室里，看到墙上挂着驻村时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挽着裤腿插秧，和村民围坐在篝火旁烤红薯，怀里还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办公桌上，褪色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张大爷家的危房要加固”“村口的路灯该修了”“联系农技专家来培训”...... 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照着笔记本扉页上的字迹——那是他第一天驻村时写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曾经被认为“边缘化”的五年，原来早已在他心里，长成了最肥沃的土壤。而我们这些在机关大院里揣测、议论的人，或许永远无法体会，当一个人真正与土地相连，与人民并肩时，所获得的那份纯粹而坚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