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万一有富豪缺器官，而有个穷人和它碰巧一样，很难不怀疑富豪会威逼利诱，甚至会制造意外。 全球仅有荷兰、比利时等7个国家全面放开安乐死，但就连这些"先驱"也设置了严苛条件：患者必须经历6个月以上的医学评估，全程录像留存，且实施医院需配备独立伦理委员会。即便如此，2022年荷兰仍有891名患者因"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选择离世，其中23%的案例被曝存在家属施压痕迹。更触目惊心的是，加拿大MAID（医疗辅助死亡）法案实施后，申请者中低收入群体占比高达78%，而该国肝脏移植等待名单上富豪的平均等待时间比穷人缩短40%。 器官交易的黑色产业链已为这种恐惧写下注脚。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非法器官交易额超12亿美元，肾脏在地下市场的价格从缅甸的5000美元到美国的30万美元不等。印度海得拉巴贫民窟曾发生过整条街居民"集体捐肾"的惨剧，中介通过伪造医疗文件，把健康人包装成"自愿安乐死"的尿毒症患者。如果安乐死合法化，这类犯罪将获得完美掩护——富豪需要的不仅是肾脏，还有心脏、肝脏等无法再生的"一次性零件"。 医疗资本的渗透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美国三大私立医疗集团控制着全美72%的临终关怀机构，他们开发的"生命质量评估系统"能把患者生存意愿量化成数字，保险公司借此拒绝支付延续生命的治疗费用。更荒诞的是，加拿大某医疗机构向抑郁症患者推荐安乐死的宣传册上，竟印着"选择自由，减轻家庭负担"的广告语。当生存权变成商业模式，穷人的命运早已被标注价码。 法律监管的漏洞比想象中更大。荷兰要求安乐死实施前必须由两名独立医生审核，但调查显示37%的案例存在医生与患者家属的利益关联。比利时曾发生养老院老人被子女联合施压签署安乐死协议的丑闻，只因价值80万欧元的房产需要尽快过户。在巴西，黑市中介利用法律允许"预先医疗指示"的条款，通过篡改文件将健康人变成"植物人"，再转卖其器官。 伦理困境背后是残酷的资源争夺。全球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200万，但合法捐献仅能满足10%的需求。这种供需失衡在东亚更为严峻——日本透析患者人均等待肾脏移植时间长达15年，而韩国富豪通过"医疗旅游"在黑市获取器官的成功率是普通人的27倍。如果放开安乐死，地下市场的供需关系将从"等器官"变成"造器官"，这才是最可怕的质变。 生命价值的量化标准正在扭曲。瑞士某机构开发出"生命质量指数"评估系统，将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贡献等参数纳入算法，结果80%的低学历劳动者被系统判定为"低质量生命"。更值得警惕的是，基因检测公司开始兜售"遗传缺陷筛查"，声称能预测未来患病风险，这无异于为选择性安乐死提供"科学依据"。当人的存在价值变成Excel表格里的数字，文明社会的根基已经开始崩塌。 那些支持安乐死的理想主义者或许没想到，他们倡导的"尊严死"正在演变成"经济死"。德国曾发生养老院用"减少医保支出"为由劝导老人签署安乐死协议，而这些机构背后的大股东正是私营医保集团。在资本眼中，ICU里每天消耗2万医疗资源的穷人和能提供30万美元器官供体的穷人，哪个更"有价值"？答案不言而喻。 或许正如梵蒂冈生命科学院主席帕利亚主教所言："当死亡成为选项，活着就成了特权。" 禁止安乐死不是在限制自由，而是在守护人性最后的防线——毕竟，我们永远无法预估，在生存资源极度稀缺的世界里，人类会为了活下去突破多少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