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昏暗的油灯在风中摇曳，潘兰珍紧紧握着丈夫逐渐冰冷的手，泪水止不住地砸在床沿。陈独秀的声音已经微弱得像游丝，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般钉进她心里。这些年跟着他东躲西藏，从上海到江津，日子过得清贫，却也踏实。如今他这一走，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仲甫，你放心......”她哽咽着应下，却见陈独秀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急切，枯瘦的手指死死拽住她的衣角。
原来，早在之前，教育部听闻陈独秀生活窘迫，曾寄来一笔钱，想让他“出山”为国民党政府效力。陈独秀当时就把信封原封不动地扔到一旁，如今临了，还在惦记着这事。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找上门来。有出版商捧着银元，想请潘兰珍写回忆录，讲讲和陈独秀生活的点滴；也有说客打着“为先生正名”的旗号，想让她出面接受政府的资助。
潘兰珍总是红着眼眶把人赶出去，转身抱着陈独秀留下的旧书，躲在屋里哭。她没读过多少书，却把丈夫的话记得比什么都牢——不能拿他的名声去换钱。 日子过得艰难，她就去给人洗衣服、做粗活。手上的皮肤被皂角水泡得发白开裂，可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有人劝她：“陈先生都走了，你何苦这么较真？”她就抹一把脸上的汗，倔强地说：“他在的时候，最见不得人没骨气，我不能让他在地下不安生。” 那些年，陈独秀的名字在文坛和政坛依旧是个热议话题。有人骂他“叛逆”，有人赞他“先驱”，可潘兰珍不在乎这些。她记得的，是病榻前丈夫费力地给她讲《新青年》故事的模样，是两人分吃一个红薯时，他把大半都推到她碗里的温度。 直到多年后，潘兰珍在贫病交加中离世，那笔教育部的钱，始终原封不动地锁在柜子里。她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丈夫的承诺。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又历经牢狱之灾，晚年穷困潦倒。
可临终前这两句叮嘱，却让我们看到这位“新文化旗手”最本真的一面——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守住内心的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份坚守，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也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陈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