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之父”——田汉，在监狱中不幸去世，享年70岁，直到7年后，他的妻子安娥才知晓丈夫的死讯。 田汉童年丧父，由母亲易克勤一手抚养成人。 易克勤勤劳坚韧，靠缝洗衣物、采茶等手艺养育三个儿子。 田汉自幼聪明懂事。 1922年，年仅24岁的田汉从日本留学归来，便将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同住。 20世纪30年代，田汉在上海频繁迁徙，住处更是换了不下五次。 1935年，他因涉及政治事件被捕，母亲随之迁至南京。 抗战爆发后，田汉和家人们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贵阳等地辗转生活。 直到1949年，田汉随军进入北平，最终在细管胡同9号定居。 田汉在文艺界以豪爽、慷慨著称，他家常常宾客满座，乃至母亲也深受圈内人喜爱。 每年，她的生日总是热闹非凡，田汉会邀请大量的朋友来家中为母亲祝寿。 1961年，田汉在家中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戏曲沙龙，邀请了京剧、话剧界的知名人士。 此时，田汉的作品《关汉卿》出版，而他创作的京剧《谢瑶环》也成功上演。 然而，这一切的热闹在1966年却戛然而止。 随着动荡时期开始，田汉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困境。 1971年，年迈的母亲易克勤依旧守候在细管胡同的家门前，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尽管家里曾有人将食物和信件带去田汉处，但这些联系逐渐断绝。 易克勤在绝望中去世，享年101岁。 她临终时仍坚信儿子一定会回来。 然而，田汉早已于1968年去世。 由于政治迫害，田汉不仅被错误地定性为“叛徒”，其死亡与火化的过程也极其隐秘。 田汉被以“李伍”之名住院治疗，最终病重去世，骨灰未被认领，直接撒入土中。 直到1975年，田汉家属才被告知他已于1968年去世。 田汉的家中，收藏的十万册书籍、字画等都在随后的清理中被一扫而空，其中不少被焚毁。 直到1979年，田汉才恢复名誉，家人依赖新华社资料库中找到的仅存一张照片作为遗像。 田汉的骨灰盒中仅剩下几样简单的物品：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枚图章，以及一本《关汉卿》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谱。 老舍的命运和他类似。 1966年，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会议中与人发生了冲突。 他们冲进会议大厅，严厉地批斗作家们，老舍也未能幸免。 当时，他被带到孔庙接受审讯，受到了极为严酷的殴打。 据目击者称，他的头部遭受重击，血流不止，身体状态极为虚弱。 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老舍被重新送回北京市文联大院。 那时，批斗和暴力依旧没有停止。 作家草明曾在现场，他记得老舍被激怒时甚至掷掉牌子。 草明后来回忆时提到，尽管自己曾在言辞上参与了对老舍的批评，但他并未料到这一切会导致如此惨烈的后果。 8月，老舍带着一本《毛泽东诗词》，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来到了太平湖。 在那宁静的湖面上，他轻轻将书本抛向水中，书本浮在水面上，老舍却沉入了水中。 与他同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夫人胡挈青回忆称，有位老人曾告诉她，白天老舍坐在椅子上默默读书，傍晚时分，他在湖边消失，留下的只有那本漂浮在水上的《毛泽东诗词》。 舒乙，老舍的儿子，曾回忆起父亲早年的一篇文章《诗人》，在文中，老舍曾提到，作为一名文人，在面对巨大的灾难时，可能会选择以死来表达抗议。 傅光明，一位长期研究老舍之死的学者指出，动荡时期的文化灾难，尤其是“焚书坑儒”的历史记忆，给老舍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 对于他来说，那一场场的文化斗争，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摧残。 傅光明认为，老舍可能将自己的死视为对这一时代暴行的极度反应。 作家端木蕻良认为，老舍并非一个典型的“刚烈”的人，尽管他不愿低头，但他也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动荡时期的巨浪。 他认为，老舍如果能坚持几天，可能就能熬过这一切。 但最终，老舍选择了自杀。 冰心对老舍的死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她看来，老舍是一个脾气刚硬的人，曾经的赞美声和现在的污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冰心认为，老舍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参考文献：[1]王锺陵.论田汉戏剧观及其创作之转变[J].学术交流,2024(7):16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