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朱安去世前，留下了一纸契约，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周海婴，房子、藏书、稿

1947年，朱安去世前，留下了一纸契约，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周海婴，房子、藏书、稿件、版税。可换来一句“我们不熟”，一句话，冷得像刀子，让这个老女人的晚景显得更凉。 1901 年，鲁迅的母亲为他定下了与朱安的婚事。彼时，鲁迅正在追求新思想、新文化，而朱安，这位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传统女性，裹着小脚，目不识丁，与鲁迅所向往的自由、平等背道而驰。然而，鲁迅是个孝子，即便满心不情愿，也还是在母亲的安排下，于 1906 年与朱安举行了婚礼。婚礼上，鲁迅如同木偶一般，完成了一系列仪式，新婚第二天，他便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此后，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持续了长达 20 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朱安始终恪守着作为妻子的本分。她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操持家务，一心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赢得鲁迅的心。她曾对人说：“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可她哪里知道，鲁迅对她的感情，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道，他曾对好友许寿裳沉痛地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就像一只孤独的蜗牛，在黑暗中默默爬行，期盼着光明，却始终未能如愿。朱安和鲁迅的文化差距太大了，大到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一起交流，或许鲁迅一直都在刻意的回避她，朱安想要靠近他，仅仅只是给他洗洗衣服和做饭。 1927 年，命运的齿轮发生了转动。鲁迅在北京教书，他认识了一个女学生许广平，她也是一个逃婚的女孩子，他们两个人惺惺相惜，在北京无法相爱，他们两个人有了南下的约定。在广州任教时，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相识相知，二人在日久天长中相互动情，并于 10 月份正式同居。一年多后，周海婴出生，他的到来，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喜悦。而远在北京的朱安，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五味杂陈。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后，她便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等我百年后，我的儿子自然会给我斋水，不会让我做孤魂野鬼的。” 从那以后，朱安时常写信关心周海婴的状况，尽管她从未见过这个孩子，但在她心中，周海婴就是她与鲁迅之间仅存的一丝联系。可是周海婴从来都没有想过认朱安是和他有任何关系的人。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朱安。她悲痛万分，将鲁迅的死当作 “心爱的丈夫” 的死，据说前来吊唁者都被她深切的悲伤所感动。鲁迅的离世，不仅带走了朱安心中那一丝微弱的希望，也让她的生活陷入了绝境。因为鲁迅在上海的遗产都在许广平的手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朱安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为了生存，朱安曾想卖掉鲁迅的一部分书籍换钱。然而，许广平得知此事后，立刻跳了出来，派人去给朱安说不能卖鲁迅的书，那不是她的。朱安满心委屈，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要保护鲁迅的遗产，可我也是鲁迅的一部分啊！” 这句话，道尽了她一生的悲哀与无奈。她在鲁迅身边守了一辈子，到最后，却连处置一些书籍来维持生计的权利都没有。朱安最终还是放弃了卖书的念头，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她想着，自己无儿无女，周海婴是鲁迅唯一的儿子，把遗产留给他，也算是对鲁迅的一种交代。许广平得知后，让儿子接收了所有的东西，同时给朱安每个月几十块的生活费，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 —— 不能让朱安来上海，也不能让她来见周海婴。朱安虽然心中难过，但为了能有口饭吃，也只能默默接受。她在北平的那座老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她时常会拿出周海婴的照片，端详许久，眼中满是慈爱与思念。她曾在信中对许广平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 她还询问周海婴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想让许广平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字里行间，满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牵挂。 1947 年，朱安的身体每况愈下，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她泪流满面，留下了一纸契约，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周海婴，包括房子、藏书、稿件、版税等。她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周海婴能够给她下葬，让她在死后不至于太过孤单。然而，她的这个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周海婴连见她最后一面都没有，一直声称自己的母亲只有许广平一个人，他从来都不认朱安。但他却把朱安给他的东西全部都收下了，甚至连给朱安立一个墓碑都没有。朱安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 69 岁。她被葬在了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她的一生，就像一场无声的悲剧，从结婚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她的不幸。朱安想要死后和鲁迅合葬，可是许广平坚决不许，最后也没能成。她爱了鲁迅一辈子，把鲁迅的儿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换来的却是周海婴那一句冷冰冰的 “我们不熟”。可周海婴从来没把她当亲人，在他写给自己母亲许广平的信里说得很直白：“朱安女士虽为父亲元配，但母亲只有您一人。”朱安，是“女士”，不是娘。这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刺痛了朱安的心，也让她的晚景显得愈发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