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飞机质量太差劲了，肯定会坠毁。”1990年，我国花重金请来的外国试飞员在看到我国国产飞机后拒绝试飞，而在不久之后，一名中国飞行员爬了上去…… 1990年的那个秋天，秦岭脚下的机场上，一场意味深长的对峙正在上演。62岁的美国试飞专家迪斯刚刚拒绝了中国运-8C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的任务，他头也不回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不想把自己飞了大半生的名声栽在中国！＂迪斯对中方首席试飞员邹延龄说道，＂我的两个朋友就是飞这个课目见上帝的。＂临行前，他还特意提醒邹延龄：＂作为朋友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 这位来自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资深试飞员，曾参与过C-130、C-141、L-1011、C-5等多种大中型运输机的试飞，经验十分丰富，在国际试飞界享有盛名。为了请到这位＂大咖＂，中方支付了高达日薪1000美元的报酬。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1比10来算，迪斯每天的工资就是1万元人民币，而当时一个中国普通的中产家庭，月薪还不到200元，已是正团职上校试飞队长的邹延龄，每月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勉强只有1000元。 然而，就是这位拿着高薪的国际专家，在完成了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两项风险科目试飞后，却在面对最关键的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时退缩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迪斯和他的三个同行，装着中方付给他们的试飞费等共126万美金返回了美国，留下了进退两难的运-8C项目。 到了1984年，国家将运-8C全气密型飞机的研制纳入了＂七五＂期间重点工程。这款改进型飞机几乎就是一款新机型，将非气密货舱改为全气密舱，极大延展了使用场景和功能，是中国大中型运输机发展的里程碑。但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拿到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而这就必须完成包括高风险科目在内的数百次试飞。 第一次见到迪斯时，他对中国同行的态度就充满了轻蔑。当翻译介绍邹延龄是＂中国运-8C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时，迪斯竟拒绝与他握手，双手抱肘，眯起眼睛审视着这位瘦小的中国上校军官。运-8C总设计师徐培林心酸地说：＂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却要外国人来试飞，作为总设计师，我也不好受啊！＂ 按规定，飞行员在准备驾驶新型飞机时，必须先熟悉飞机，由新机型的飞行员带飞几次。但傲慢的迪斯一口回绝了邹延龄的带飞安排，坚称自己是运-8C的首席飞行员，不可能由别人带飞上天。无奈之下，邹延龄让出了机长位置，还让工厂工人将所有中文标签更换成英文。 结果当天，迪斯刚一松开刹车，飞机就停在原地纹丝不动。他以为是推力不够，又用力推了一下油门，飞机突然冲了出去，机头差点开进草坪，还是副驾驶位上的邹延龄及时踩住刹车才避免了意外。随后，当迪斯尝试在跑道上滑行时，飞机又不听使唤地扭来扭去。 ＂美国人走了，我上！＂在运-8C运输机的定型会议上，面对满屋子惊讶的目光，邹延龄的声音掷地有声，＂我们就从运8开始，以后就不要再请外国人试飞了！外国人能飞的，我们也能飞；外国人不愿飞的，我们也要飞，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 1990年11月26日上午，秦岭脚下的某机场，一架巨大的运-8C运输机昂首雄踞在起飞线上。它的机舱里装满了配重用的沙袋，已达到61吨的最大起飞重量。机场边缘，大量的消防车、救护车和装满救援队员的卡车严阵以待。全场人员屏息凝视，注视着那位身形瘦小却挺拔坚定的身影登上飞机。 试飞前夕，邹延龄已经向妻子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委托书＂：＂如果执行此次任务有意外，家中积蓄按三个三分之一分配，孩子和你三分之二，大姐三分之一，因为大姐自小照顾我到大.....＂这封平静的交代，道出了这次试飞的凶险程度。 飞机很快爬升到了6000米高空，邹延龄随即放下起落架，襟翼开度增大到35度，并将油门逐渐减小。飞机的速度开始下降：600、500、400……每减少1公里，就意味着向死神靠近一步。此时飞机已经超过了理论设计的失速性能指标，意味着失速试验已经完成。 地面指挥员在耳机里紧张地喊道：＂行了，不能再减啦！＂但邹延龄却发现飞机还有潜力，他沉静地回答：＂还有突破的可能！＂话音刚落，飞机突然开始剧烈抖动，随后机头下倾近35度，开始以每秒四十米的速度向下坠落。＂嘭＂地一声巨响，邹延龄明白这是飞机尾翼失去操纵的反应，意味着已彻底到达了极限。如果10秒内不能改出，飞机将坠毁无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