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时轮受邀参加宴会，目光被一位身材较好的女子吸引。仔细一看，宋时轮顿感震惊，腾的一下站起来，快步走近，一下握住对方的手，激动地说：“终于见到你了!”女子惊诧道：“我们认识？” “我是宋时轮啊！1929年您给过我50块大洋，让我回湖南搞革命！”高大壮汉红着眼眶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老照片。 上面有一家挂着“蜀香小馆”招牌的小店，门前站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子，正是20年前的董竹君。 1929年的上海，董竹君刚和军阀丈夫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住在法租界，开了家小餐馆叫“蜀香小馆”。 说是老板娘，其实每天也不得闲，凌晨就得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鲫鱼，晚上还要哄哭闹的小女儿睡觉。她给自己的小店定了规矩：黄包车夫来喝水免费，穷人吃饭可以赊账，门口永远摆着凉茶桶。 某天傍晚，店里来了个穿长衫的年轻人，衣服洗得发白，却干净整齐。他盯着菜单看了半天，点了碗阳春面，吃完掏出块怀表：“老板娘，这表押您这儿，明天来取”。 董竹君抬头细看，小伙计瘦得皮包骨，眼睛却亮得像星星：“不用押，这碗面算我请的”。年轻人红了脸：“不瞒您说，我刚从龙华监狱出来，身上只剩两块大洋，要回湖南老家办大事”。 原来这年轻人叫宋时轮，是黄埔五期生，刚在监狱里蹲了8个月，出来就被小偷扒了钱包。董竹君听他说要回去搞农民运动，想起自己在日本读书时接触的进步思想，转身从抽屉里拿出50块大洋。 那是她攒了三个月的房租：“路上小心，这钱别让人看见”。宋时轮攥着银元的手直抖，后来他常说，这50块大洋，一块买了船票，一块买了草鞋，剩下的全买了油墨纸张，印了2000张革命传单。 董竹君的前半生，比戏文还跌宕。1900年她出生在贫民窟，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缝补衣服。13岁那年父亲咳血倒地，她被卖到青楼当“清倌人”，说是卖艺不卖身，实则每天被逼着给客人唱曲儿。 直到遇见革命党人夏之时，对方说要娶她，她提了三个条件：不做小老婆、去日本读书、不干涉她搞事业。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她边学师范边读《资本论》，怀里还揣着刚出生的女儿。回国后夏之时变了，整天抽大烟打麻将，她就自己办织袜厂、黄包车公司。 后来厂子被军阀强占，她带着孩子净身出户，在上海摆过地摊、缝过旗袍，终于攒钱开了“蜀香小馆”。别人笑她傻，免费给黄包车夫供水，她却说：“这些人跑街串巷，消息最灵通，比登报管用”。 宋时轮拿着50块大洋回到湖南，带着30多个农民打下了第一座县城。后来长征过草地，他的口袋里始终装着张纸片，上面画着“蜀香小馆”的位置。 1949年上海解放，他在接管文件里看到“锦江川菜馆”的名字，突然想起20年前的恩人，当年的小馆子已经成了上海滩的金字招牌，连杜月笙都常来打包樟茶鸭。 宴会上，宋时轮举着照片说：“那年我坐船去湖南，站在甲板上发誓，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回来谢谢这位大姐”。 董竹君这才想起，20年前确实有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来借钱，说“日后定当涌泉相报”，没想到这一报，竟是用一辈子的战功来兑现。 其实董竹君早就在刀尖上跳舞。1937年淞沪会战，她的饭店成了地下党联络点，二楼雅间的地板下藏着电台，后厨的米缸里埋过情报。 有次国民党特务突然搜查，她把密信塞进刚出锅的麻婆豆腐里，端给特务头子：“长官尝尝，这是四川秘方”。对方辣得直冒汗，没发现豆腐底下的油纸写着日军布防图。 上海解放后，政府要接待苏联代表团，缺个上档次的宾馆。董竹君二话不说，把估值15万美元的锦江饭店以3万元低价卖给国家，还亲自设计菜单：“当年共产党帮我打跑了欺压百姓的军阀，现在该我出力了”。 周总理后来题词“锦江是娘家”，说这里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可没人知道，大堂的水晶灯还是董竹君卖了母亲的金镯子换的。 宋时轮送了董竹君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刀鞘上刻着“肝胆相照”。有人问董竹君，当年怎么敢帮一个陌生人？ 她擦着眼镜笑：“他说话时腰板挺直，眼睛里有火，不像坏人。再说了，我一个从青楼出来的女人，见过太多装腔作势的阔佬，反而信得过穷学生”。 1991年宋时轮去世，91岁的董竹君在病床上写悼念诗，手抖得握不住笔：“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 护士看不懂，她却说：“1929年到1949年，刚好20年，他记了20年，我却只当是顺手帮个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