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牢里待了3年后，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好意，为他提供了工作。没想到周作人却不领情，还诋毁道：“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丰子恺师从李叔同，是我国漫画的鼻祖。
朱光潜夸他的画“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朱自清说看他的画“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可周作人却认为丰子恺的画一文不值，简直是玷污尺幅。 向来以和善示人的周作人，为何偏偏对丰子恺如此刻薄呢？
其实，在1949年之前，周作人和丰子恺的人生并无交集。
作为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原本也颇有才华。但他在抗战时投靠日本人，背上汉奸的骂名，被判14年徒刑。
狱中的时光痛苦难熬，周作人为了排遣，前后写下72首《儿童杂事诗》
3年后，他被保释了出来。当时已经64岁的他，走在街上步履蹒跚，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卖字为生，是文人惯用的生存方式。周作人也不例外，他将那72首《儿童杂事诗》卖给《亦报》出版，署名为“东郭生”。
编辑部看了周作人的诗之后，有些犹疑：诗是好诗，但如果直接出版，未免过于单调。
最后，编辑部一致认为，请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配画，两者相得益彰，一定能火起来。
为了表示诚意，社长龚之方亲自登门，邀请丰子恺作画。
也难怪社长如此敬重，当时丰子恺已经享誉上海，他的插画趣味横生，老少都爱看。能请到他配画，等于报纸的销量就有了保障。
丰子恺听闻后，并没有立刻答应，好生思索了一番。
一来，周作人曾经给日本人干过活，这样的行为着实令人不齿。
二来，如果帮他的诗配图，多少得担些政治风险。两人素不相识，他为何要冒这个险？
最后，丰子恺看了周作人的诗，觉得他确实有才华，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最终答应帮衬一二。
周作人对于这个合作并没有说什么，他当时已经捉襟见肘，只想拿到更多的稿费。
周作人的诗一共72首，丰子恺给其中的69首配了插图，在报纸上连载。
每期报纸一登出，都很快收到读者的热烈好评，《亦报》的销量也随着大幅上涨。
那3首没有插图的诗，报纸刊出时还特意注明“今日无图”，或者“此诗无画”。由此可见，丰子恺的配图有多火爆。
当看到丰子恺的插图，比自己的诗还要受欢迎时，周作人心中颇有不快。
在给香港作家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毫不掩饰地贬低丰子恺：“丰子恺的插画，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点罢了。”
贬低丰子恺的同时，顺带还抬高了自己，周作人的这点度量，难免有失文人风度。
而且旁人一听，就能品出其中的酸味来。
丰子恺为人大度，并没有计较周作人的恶言恶语。
结果周作人并没有就此作罢，他不仅对丰子恺的画嗤之以鼻，对他的译文也极尽挖苦之能事。
1961年，丰子恺被安排翻译日本著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
而周作人被安排校订，这让他十分不服气。
在日本留学了5年的周作人，认为丰子恺只不过在日本“游学”了短短10个月，根本没有资格翻译此书。
于是，当他拿到丰子恺的译稿时，偏见占了上风，他再次毫不留情地挖苦。
特别是当他发现，丰子恺用的是明清小说式的语言，而不是文言文时，直接说道：“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
周作人还表示，丰子恺根本不明白《源氏物语》是什么书，他的译稿应该直接扔掉。
其实，丰子恺是站在了中国读者的角度考虑。他认为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力求“信、达、雅”，语言自然流畅，才能为读者所接受。
为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还曾登门拜访周作人，但显然没能消除周作人对他的偏见。
《源氏物语》于1965年翻译完成，遗憾的是，丰子恺直到去世，也没等到它面世。
从《儿童杂事诗》的配图，再到《源氏物语》的译稿，周作人为何始终对丰子恺抱有偏见？
传闻其中一个原因，是丰子恺与鲁迅走得亲近。
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时，丰子恺还去鲁迅的墓上祭扫。故两人的交情可见一斑。
而众所周知，周作人早在1923年，就给鲁迅递过绝交信。对于丰子恺，他也就恨屋及乌了。
当然，这只是外界的猜测。更靠谱的原因，则在于丰子恺的艺术形式，跟周作人的追求相去甚远。
求同而不能存异，使得周作人对丰子恺始终抱有偏见。
然而，不管周作人如何诋毁，如今仍然有很多人欣赏丰子恺的画，认为他的画“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更有“人生不开怀，须读丰子恺”之说。
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没有整齐划一的评判标准，百家齐放才能创造出更精彩的世界。
周作人身居高位，却没有容人的胸怀，终究是格局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