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8岁竺可桢博士毕业，被女校长堵在家里。对方语出惊人：“你娶我妹妹，不然不准走！”20年后，竺可桢想起来，忍不住抱着妻子嚎啕大哭。
1918年的夏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刚收拾好行李，就被一位不速之客堵在宿舍门口。
面前梳着齐耳短发的女子正是南京女校校长张默君，她单刀直入说明来意："我有个妹妹叫张侠魂，今年24岁，读过新式学堂会作诗，你要是看得上就娶回家。"
如此直白的话让28岁的竺可桢耳根发烫，他望着比自己大5岁的女校长，手里攥着归国的船票不知该作何回答。
张默君见年轻人不吭声，从随身皮包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穿着月白色短袄，两条乌黑长辫垂在胸前，眼睛亮得像浸在清水里的黑葡萄。
竺可桢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许久，回国前夜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三天后，他带着忐忑和期待踏上了归国的邮轮。
在南京夫子庙旁的茶楼里，张侠魂穿着青竹纹旗袍翩然而至，她当真像照片里那般清秀，开口说话时带着湘妹子特有的爽利。
二人从《新青年》杂志聊到徐霞客游记，竺可桢发现她不仅熟读《水经注》，对西方地理学也颇有见解。
茶碗里的龙井续了三次水，夕阳把秦淮河染成金红色时，张侠魂突然问："听说你在哈佛研究气象？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科学人才。"这句话像块热炭烫在竺可桢心口，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姑娘，比实验室里的气压计还要通透。
二人婚事办得虽简单却热闹，新房设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小院，张侠魂亲手在窗下种了排栀子花。
婚后第二年长子出生时，竺可桢正在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他整日奔波在紫金山观测台工地，妻子挺着孕肚帮他誊写外文资料，用蝇头小楷在稿纸上批注："此处德文术语需核对"。
等到第五个孩子呱呱坠地，小院里的栀子花已经长到齐腰高，竺可桢也成了国际知名的气候学家。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声传来时，竺可桢正在主持浙江大学西迁事宜，张侠魂带着五个孩子挤在闷罐车里，怀里抱着发烧的小儿子。
火车在江西泰和临时停靠时，两岁半的次子已经烧得说胡话，当地老乡送来退热的草药，可当时的医疗条件终究没能留住这个孩子。
张侠魂跪在简陋的木板床边，把脸埋在儿子逐渐冰凉的小手里，整个身子都在忍不住颤抖，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丧子之痛像把钝刀，把张侠魂的身体和精神都割得支离破碎，等到竺可桢从遵义安置好校舍赶回来，妻子已经瘦得只剩把骨头。
他握着妻子枯槁的手，听她用气声嘱咐："记得给老四买新书包，他总说同学笑他的补丁。"那天半夜，张侠魂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窗外的栀子花开得正盛，白得刺眼。
张默君接到电报从上海赶来，看见妹夫蹲在灶台前给孩子们熬粥，四个半大孩子围在竹床边，最小的女儿还在问妈妈什么时候睡醒。
这位雷厉风行的女校长红了眼眶，把哭闹的孩子揽进怀里："往后的日子还长，总得有人给你们洗衣做饭。"竺可桢却盯着墙角发霉的书箱发呆，那里面装着妻子生前整理的学术手稿。
两年后的清明节，竺可桢带着孩子们给妻子扫墓时，遇见来送花的陈允敏，这个三十出头的苏州姑娘是浙大文学院助教，说话轻声细语，给孩子们分麦芽糖时总会用手帕垫着。
她不懂气象云图，却能准确说出每个孩子的鞋码，她没读过《水经注》，却能把破洞的毛衣补得平平整整。
当陈允敏默默接过他沾了墨迹的长衫去浆洗时，竺可桢忽然想起20年前那个茶香袅袅的下午。
婚礼依旧简朴，只是新房换到了遵义湄潭的校舍，陈允敏把晒干的野菊花塞满枕头，带着孩子们在山坡上开垦菜地。
日军飞机在头顶轰鸣时，她能把四个孩子护在身下，怀里还紧紧抱着丈夫的观测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带着团队走遍全国建气象站，陈允敏就背着行军壶跟在后头，在祁连山脚给学生们煮面疙瘩汤。
张默君晚年住在北京四合院里，每年春节都能收到妹夫寄来的腊肉，有回在政协会议上碰见竺可桢，她瞧着对方花白的鬓角打趣："当年我要不说把妹妹许给你，这会儿谁来照顾这些孩子？"
竺可桢摸着中山装口袋里的怀表，那是张侠魂留下的唯一物件，表壳上还刻着"科学报国"四个小字。
1974年早春，84岁的竺可桢躺在病床上整理日记，窗外玉兰树鼓着毛茸茸的花苞，他忽然想起南京小院的栀子花，想起妻子临终前没说完的话，想起遵义山城的煤油灯，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最后写下："今日观测，北京桃花花期较二十年前提前七日。"
信息来源： 彩云红河谷——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仍在坚持写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