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2024年除夕夜，一场朋友聚会演变成生死悲剧。宋某与友人相约观看烟花，却擅自燃放钱某婚礼剩余的A级专业礼花弹。监控显示，宋某未使用发射筒、弯腰近距点火，第二发礼花弹炸裂致其身亡。家属索赔128万，指控代购者楚某及在场友人失责。庭审中，楚某作为婚礼代购是否有过错？宋某冒险操作是否自担风险？各方争论不休。经过审理，法院判决亮了。这场血染除夕夜的惨剧，给违规燃放者敲响警钟——安全红线，跨过即是深渊。
（案例来源：中国法院网）
2024年除夕夜，某居民小区内，一场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意外事故，让五个家庭的团圆时刻蒙上阴影。
案件的源头可追溯至2023年10月。钱某（化名）为筹备儿子的婚礼，委托好友楚某（化名）联系购买烟花爆竹。
楚某通过私人渠道购得包括"大地红""加特林"及礼花弹在内的多种烟花，其中礼花弹属专业燃放类产品。
婚礼当天，部分礼花弹未完全使用，剩余部分被另一好友周某（化名）带回家中存放。正是这些被遗忘的礼花弹，成为四个月后除夕夜悲剧的导火索。
2024年2月9日（除夕）晚，宋某通过微信群发起聚会，邀请赵某、钱某前往周某家中观看烟花。
23时许，宋某驾车将妻子和赵某送至周某家后，又折返接钱某同行。当宋某与钱某返回时，周某与赵某已在庭院内燃放烟花爆竹。
监控录像显示，众人先后燃放"大地红""加特林"等烟花后，宋某主动从周某车库中取出剩余礼花弹。
据在场人员陈述，宋某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礼花弹置于水泥地面直接点燃，未使用专用发射筒，且未保持安全距离。
第一发礼花弹成功升空后，宋某在点燃第二发时发生意外——礼花弹未正常升空，在近距离爆炸致其头部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宋某家属起诉认为：楚某作为烟花爆竹的实际购买人，未通过合法渠道采购且未确保产品质量；赵某、钱某、周某作为共同燃放者及场地提供者，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四人应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28万元。
被告方则提出抗辩：
楚某强调其仅为代购中间人；周某称礼花弹系钱某婚礼剩余物品，自己仅为临时保管；
赵某、钱某主张未参与礼花弹燃放；所有被告均指宋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自担风险。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楚某的代购行为是否构成销售者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161-162条，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代理人仅需在代理权限内行事。
本案中，楚某接受钱某委托联系购买烟花爆竹，其核心行为是作为“信息中介”促成交易，而非实际参与买卖关系的主体。
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看，合法销售者需取得经营许可证，但该规定规制的是经营行为，非民事代理行为。
若楚某未收取差价或佣金，其代购行为更符合“无偿帮工”性质。此时，若要求代购者对产品质量负责，相当于将普通民事代理等同于销售行为，突破了法律对“销售者”的界定。
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烟花存在质量问题，更无证据显示楚某知晓产品缺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原告的举证不能直接导致其主张不成立。
故，本案楚某没有过错。
2、赵某、钱某、周某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为公共场所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
本案中，周某虽提供自家场地，但聚会属朋友间自发行为，非营利性活动，其身份不同于经营场所的管理者。
监控证据显示三个关键细节：其一，赵某、钱某在宋某燃放礼花弹时身处室内，物理上无法实时干预；其二，周某在车库整理物品，未在场参与燃放；其三，礼花弹系宋某自行从车库取出，未经他人协助。
这些事实排除了“作为义务”（如主动提供危险物品）与“不作为过错”（如未制止危险行为）的成立。
本案明确“风险自担”原则在非组织性活动中的适用边界，强调法律不应苛求普通人预见他人自发实施的危险行为，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价值。
3、宋某是否属于应自甘风险的情形？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自甘风险适用于文体活动，但本案通过过失相抵规则（第1173条）实现责任分配，展现了司法裁判的灵活性。
礼花弹属于《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规定的专业燃放类产品（A级），依条例第28条必须由专业人员使用专用器具燃放。
宋某的三大违规行为构成过失递进链：使用非专业燃放方式（未安装发射筒）；未保持安全距离（监控显示其弯腰近距离点火）；连续燃放时未检查前次燃放结果（第一发升空后未排除哑弹即点燃第二发）。
最终，法院认定宋某应当自甘风险，驳回了其家属的全部诉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