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土漫卷的山西官道上，一位青布衫女子正骑着毛驴前行，腰间包袱随着驴步轻晃。她身后十步开外，一名男子或疾或徐地跟着——是护送的丈夫，还是受雇的脚夫？据《清稗类钞》记载，自清代延续至民国的「拐带妇孺案」中，这类独行或半独行的女性正是主要目标，而山西官道上的「驴背骗局」尤为阴毒。 骗子集团往往以「女拐子」为先锋，专挑骑驴回娘家的妇人下手。她们扮作同路的村妇，驱策健骡追上目标，笑盈盈搭话，言语间夹杂着本地口音，手中摆弄着红头绳或绣花帕，瞬间拉近彼此距离。待妇人放松警惕，她们便以「赶天黑前过河」为由，轻夹骡腹加速，坐骑习性相通，妇人的毛驴便不由自主地跟着狂奔。丈夫或脚夫见两人相谈甚欢，多以为是邻村相识，便放缓脚步，殊不知这正是骗局的开端。 行至偏僻处，两三名壮汉突然从高粱地跳出，以「抓逃妇」为名强拉硬拽。妇人惊声呼救时，「同路大姐」立刻变了脸色，反诬其「偷了俺家银镯」，围观者（实为团伙成员）纷纷附和，混乱中妇人被拖入马车。这便是江湖人称的「头打」——以舆论压制击溃反抗。若受害者挣扎，等待她的是「二打」：被囚禁于暗房，每日只给稀粥，直至体力不支；更有甚者被灌下哑药，防止呼救。待气息奄奄时，便被辗转卖至陕西、蒙古等地，或入妓院，或为奴婢，此为「三打」，层层递进的心理与肉体摧残，让受害者再难逃脱。 曾有聪慧女子被卖至大户人家后，趁管家不备哭诉「被拐骗」，却不想所谓「大户」正是人贩子的「窝点」。宅院上下早被买通，轻则遭一顿毒打，重则被割去舌头。更残酷的是，骗子会故意制造「求救机会」，诱使受害者向假善主求助，再以「疯子」为由送入深山，彻底断绝生路。这种「循环式陷阱」利用了受害者的求生本能，反而让她们陷入更深的噩梦。 《清稗类钞》虽记载清代案例，但据1928年《山西民政厅报告》，仅临汾一县，年均发生「妇人失踪案」达76起，其中六成与「拐带集团」相关，且半数受害者永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