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季羡林先生很火，一部《牛棚杂记》把他推上了“国学大师”的神坛。你要问季羡林先生在国学上有什么贡献，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的《牛棚杂记》却好评如潮，各类报刊杂志每天都有《牛棚杂记》的评论文章。 说真心话，我从来都没有读过《牛棚杂记》，但是感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很可怜，识文篆字的他们被关在牛棚，和耕牛同吃同住，成何体统？真的是斯文扫地，暗无天日。一代国学大师被关进牛棚，真是时代的悲剧。 后来，随着互联网普及，人们的认知和独立思考精神得到提高，终于明白季羡林先生说的牛棚不是真牛棚，是五七干校。那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和锻炼的的地方。红砖绿瓦，配有专门的厨房。饭菜也是荤素搭配，粗粮细粮搭配，比当地的农民的生活好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改造，让知识分子成为普通的劳动者中的一员。深入生活，和劳动者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劳动者喜闻乐见的作品。 季羡林先生是大学教授，在民国时期的待遇是很高的。据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280圆 ，相当现在两万多元的工资。过惯优渥生活的季羡林先生真的是难为他了。自然对五七干校生活不满，把它比作“牛棚”。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让他们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拿和普通人一样的工资，还要求少写资产阶级情调的文艺作品，他们难免有对立情绪。 写到这里，我理解胡适说的“留在这里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了。他这样的帝国主义的买办，怎么可能和劳苦大众一条心，他于是逃跑了，追求他的面包和自由去了。后来，季羡林先生来到台湾专门来到胡适的墓前祭拜，行90°大礼，还为他的老师胡适留下了一股清泪。师生心有灵犀，共情共鸣。 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锻炼的地方，不是惩罚之地。季羡林先生却把它比作牛棚，可见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有抵触情绪的。他对劳动群众是有距离感的。虽然我们不能把季羡林先生比作公知，但他有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