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来华，不仅带来了基督教义，更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明末清初，诸多在

西方传教士来华，不仅带来了基督教义，更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明末清初，诸多在华耶稣会士兼通学问，他们或编撰词典，或著述文章，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窗户。 庞迪我便是其中翘楚。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博学多识，尤擅长地理研究。他撰写的《职方外纪》，是一部世界地理概述，由利玛窦的学生艾儒略整理刊刻。书中描述了亚、非、欧、美四大洲的地理、风俗人情，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庞迪我也是利玛窦的遗产受赠人，他整理了利氏的书信、文书和日记，这些材料记载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真实认知，弥足珍贵。庞迪我汉学造诣深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相比之下，多明我会的黎玉范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在汉学研究上另辟蹊径。他们反对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率先发起了轰动一时的＂礼仪之争＂。尽管立场不同，但黎玉范也是一位多产的汉学家。他的著作既有论战性质的专著，如《中国传教史》《中国礼仪研究》，也有用中文写就的《圣教孝亲解》手稿。此外，黎氏还编写过《西班牙-汉语官话语法》以及数种汉语西班牙语双解合璧字典。在方言研究领域，他更是先驱者。 传教士们在华期间习得汉语，研习典籍，以此为桥，将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同时也将西方思想带到东方。他们或站在文化适应的立场，或秉持文化优越的观点，但无不为中西交流做出了贡献。庞迪我开创了西班牙汉学的成熟期，黎玉范则另辟途径，两位学者殊途同归，书写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篇章。 时至今日，环顾全球，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回望四百年前那些跨越重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学者，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不同文明相遇时好奇、反思、碰撞、融合的过程。殊方言语，异域风情，creates the motivation and context to learn about each other。愿我们继承前贤遗志，以包容之心、开放之态，去倾听不同声音，去欣赏多元色彩，在交流中达成理解，在互鉴中实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