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陈长捷，1892年出生在福建闽侯，算得上民国时期一个响当当的军事人物。他早年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傅作义是同窗，关系铁得不行。陈长捷这人沉稳踏实，读书时就靠勤奋和脑子出名。毕业后，他一头扎进军队，凭着扎实的军事本事，步步高升。到了抗日战争，他当上第93军军长，在华北跟日军硬碰硬，打得有声有色，多次把敌人揍得找不着北，人称“抗日常胜将军”。他带兵纪律严，作风硬，老百姓提起他都竖大拇指。抗战结束后，他又升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国民党军里地位不低。 说起他和傅作义的交情，那真是老早就打下了基础。当年陈长捷投靠阎锡山，就是傅作义牵的线。到了1947年底，傅作义当上华北“剿总”总司令，看陈长捷能打仗又靠得住，就向蒋介石推荐他当天津警备司令。蒋介石一听，觉得这人靠谱，立马点头同意。陈长捷感激得不得了，对傅作义拍着胸脯说，天津交给他，绝对丢不了。上任后，他立刻忙活起来，加固城墙，布置火力，把天津整得像铁桶似的。1948年，蒋介石来视察，看到工事修得密不透风，满意得不行，直夸：“要都像陈司令这样卖力，共产党还怎么打进来？” 可到了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南下，直扑天津。1月14日，解放军下了最后通牒，让陈长捷缴械投降，保天津和平解放。他却梗着脖子不干，心想军人怎么能随便放下枪？还回话说，要谈就当面来。他赶紧向傅作义请示怎么办。当时傅作义正背着人跟中共谈北平和平解放的事，怕消息漏出去乱了军心，就没跟陈长捷挑明，只含糊地说守住就行。他的算盘是，等北平的事定了，再拉陈长捷一起起义，既保命又保名声。 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1月14日早上，解放军大炮一响，炮弹跟不要钱似的往天津砸。陈长捷缩在地下室指挥，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他咬着牙调度部队，硬撑了一天一夜。到1月15日，解放军冲破防线，杀到司令部门口。他一看身边死的死伤的伤，没辙了，只好扔下枪投降。就在这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开，傅作义宣布起义。陈长捷在战俘营听到这事儿，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拳头砸墙，嘴里骂：“他在北平谈和平，却让我死守天津，他当了英雄，我成战犯，这算哪门子兄弟？”从那刻起，他对傅作义的信任彻底崩了，恨意蹭蹭往上涨。 被俘后，陈长捷被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56年，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部长，念着旧情，几次找毛泽东请求放人，还亲自去功德林看他。每次去，傅作义都想缓和关系，可陈长捷不领情。有一回，傅作义走到他跟前，他抬头一看，冷着脸不吭声，眼睛里全是火气，后来干脆背过身不搭理。傅作义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悻悻离开。陈长捷心里憋着气，觉得自己背着战犯的罪名，而傅作义却高高在上，这落差让他咽不下去，每次见面都冷得像冰。 不过在功德林，陈长捷改造态度还算积极。他老老实实学政策，啃《资本论》这种硬骨头也不含糊。劳动时，他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常被分派些轻松的活计。有一次，他跟杜聿明一块儿抬粪筐去田里，杜聿明腿脚不好，走路晃晃悠悠，陈长捷比他强点，但也累得满头汗。旁边的人看着直乐，说他俩像一对难兄难弟。陈长捷不服气，喘着气说：“我还能干点活，他连老鼠踩死都不晓得。”这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他这是拿杜聿明在东北的败仗挤兑人。 1959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表现好的战犯，陈长捷也在名单里。出狱那天，傅作义在宾馆摆了一桌，请他吃饭。傅作义早早等着，他却故意磨蹭才到。见面时，他冷着脸说：“搁以前，我这脾气绝不来。关了十年，火气磨没了，才来看你。”傅作义笑笑，拍他肩膀说：“咱俩老同学，你那性子我还不清楚？这次你肯来，就是放下了。”陈长捷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有啥说啥，别绕弯子。” 饭桌上，傅作义认真讲了天津战役的来龙去脉。他说当时北平谈判没定，他怕陈长捷知道后动摇，才没明说，本想等局势稳了拉他一起起义，谁知解放军动作太快，没来得及。他低声认错，说对不住他。陈长捷听完，盯着桌子半天没吭声，最后伸出手跟他握了握，算是解了多年的心结。 出狱后，陈长捷被安排到北京文史馆当文史馆员，写了不少抗战和内战的回忆录，干得挺用心。1964年，他因病去世，享年72岁。他跟傅作义的恩怨，也就这么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