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刘青山被处死，十几年后他的大儿子因政审问题被清华大学拒之门外。之后，他和弟弟拜访举报者李克才，希望能够翻案。 1951年，一个特急电报从华北局发至中共中央，电报在深夜到达中南海，随即被提交给了毛泽东。 此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党员要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审查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件。 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张子善因背叛而被捕，他的牢狱之行始于一位旧友的告密。 在与一位前往探监的旧同学的交流中，他请求销毁隐藏在宿舍的重要文件。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张子善抓住机会，重新找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而在同一时期，刘青山被派往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后返回河北。 到了1949年，刘青山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与他搭档的是张子善，担任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他们管理着人口超过400万的天津地区。 天津地委和行署的办公地点设在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 刘青山以强硬的风格管理着地委，而张子善则以出色的口才与人交往。 在天津，刘青山长期以“养病”为由，实则住在风格考究的马场道18号洋楼中。 刘青山利用河北省下达的工代赈政策，于1951年通过河工供应站非法加价销售高粱米、咸菜和油等物资，试图非法获利高达30亿元。 然而，供应站的实际收益依然未能达到刘的预期，供应站甚至使用了陈旧和不良粮食来替代优质粮食。 此外，张子善在天津成立的“河工供应站”转而直属于机关生产管理处，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得了6亿元的非法利润。 1951年底，《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一文。 报道不仅涉及到他们的投机倒把行为，还包括了他们非法利用国家救灾粮款、挪用飞机场占地赔款、非法动用水利专款和银行贷款等一系列违法行为。 刘青山甚至无耻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体现。 同时，张子善则在党内强调只能有一个领导核心。 1951年，天津地委的多名干部因涉及刘、张案件被查处。 1951年下半年，河北省委开始介入调查，最终揭开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 李克才这样的坚持原则的党员在多次受到刘、张排挤和孤立后，依然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腐败，应受极刑。 华北局随即报告中央，建议可缓期二年执行死刑。 然而，毛泽东最终决定不留任何宽松机会。 此案震动全国，特别是在中共执政初期，刘、张两人的高级干部身份和巨额涉案金额，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审判，公开宣判二人死刑。 在判决前，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开除党籍，并在保定市体育场公开审判。 这场公审大会吸引了超过两万名群众现场观看。 判决书公读后，二人被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此案的处理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出台。 过去，由于刘、张两人的影响，许多干部生活奢侈，纪律松懈。 之后，干部们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无人抱怨。 刘青山的长子刘铁骑，他的童年因父亲的罪行而永久改变。 在父亲被判死刑的消息传来时，刘铁骑尚年幼，对父亲的记忆还停留在其出国前的模样。 在一次与父亲共进午餐时，他曾因不满食物质量而公开提出改善建议，却被母亲因此受到责备。 他与弟弟们在幼年时就遭遇父亲刘青山的不幸去世及母亲的改嫁。 刘铁骑与弟弟们经历了外界的偏见。 尽管如此，刘铁骑没有放弃努力和，他通过勤奋学习，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65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足以让他考入清华大学。 然而，由于父亲的历史，他被迫放弃了这一机会，最终选择报考北京石油学院。 招生老师在查看他的档案后，对刘铁骑的学术能力感到惊讶。 1975年，刘铁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石油天然气廊坊管道局供应处工作，不久，他的妻子刘继先也加入了同一个单位的总医院工作。 刘铁骑的两个弟弟也在他的帮助下逐渐改善了生活。 尽管刘铁骑一家人在职业生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一直未能实现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刘铁骑的妻子刘继先，不仅理解并接受了刘铁骑的家庭背景，而且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为他提供了支持。 晚年时，刘铁骑终于开始放下心中的负担。 退休后，他担任了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 他的妻子刘继先在退休后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