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虽然是农民出身，学历也不高，但他是一位思想过硬，水平过硬，人品过硬的领导，那个年代只有靠发动群众带头拼命干！ 陈永贵降生于山西昔阳县石山村的大年初一。这个日子让他的父母对他满怀希望，给他取名“永贵”，期盼他永远富贵。 在陈永贵出生后不久，家中又增加了一个男婴，这对于本已经困顿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陈永贵的父亲被迫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妻子与幼小的弟弟卖到邻县，将女儿送到昔阳县的另一个村子作为童养媳，而陈永贵则被寄养在大寨村的一位农妇家中。 陈永贵六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生活的重压选择了在自家祖坟边的老松树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孤立无援的陈永贵。此后，年幼的他依靠帮助村民放牛羊为生。到了11岁，他开始寻找分散的家人，虽然找到了母亲和姐姐，但他们同样生活困顿，无力再养他。于是，陈永贵不得不回到了他视为家的大寨村，但在这里他始终被视为外来者。 1940年，日本军队占领山西，昔阳县也不例外。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组织了一支队伍，替日军效力。面对如此形势，村民们不得不选择一位代表与日军及地痞沟通，而无人愿意承担这一危险角色。最终，村里的几个主事人把这一任务推给了陈永贵。他表面上作为日本人的代表，实则暗中与八路军合作，为抗战努力。 1947年春，随着山西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当地生活依旧贫困，陈永贵参与了大寨村的“好汉组”，一互助合作组织。不久，因不忍见老弱被排除在外，他又组织了“老少组”，并在其领导下，该组织成果卓著，甚至超过了“好汉组”。 1951年，陈永贵的领导能力愈加显现，他应对严重干旱，调动村内外力量，确保了农作物的种植与收成。他的合作组因此在1952年秋获得了高产，使他成为了山西省的劳动模范。 在后续的年份里，陈永贵不断推广合作社，1953年，他倡导并参与了白驼沟的梯田改造工程。 在冷峻的北方山区，狼窝掌是一个因自然灾害而饱受苦难的地方。一直以来，这里的居民面临着山洪、狼群和石块的三重威胁，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历尽艰辛。陈永贵决心改变这一切。他从白驼沟改造的成功中汲取了信心和经验，这次他的目光锁定了狼窝掌，有望把他转变为肥沃田地的荒野。 狼窝掌地处大寨七沟中最大，其地形险峻，历史上多次尝试改造均告失败。但陈永贵与村民们不畏艰难，他们凭借过去在白驼沟的经验，于严冬之际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造行动。三个月的辛勤劳作，全村老少不畏严寒，共同在狼窝掌垒起了25条坚固的石坎，创造了20多亩的人工耕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引发了山洪，毁坏了他们辛苦筑起的石坝，庄稼也被冲得无影无踪。这次失败让陈永贵发现了坝基浅薄、坝身不够厚实、石块偏小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石坝无法抵御洪水冲击的关键因素。 于是，陈永贵再次组织村民们振作起来，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造。这一次，他们不仅加固了石坝，每一层石坝都扩展到原来的四层，而且还在上游建立了一个大型水库，用以减缓洪水的冲击力。 然而，1963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来袭，上游的水库不幸决堤，但这次村民们及时被疏散，人员安全得到了保障。 陈永贵不仅重建了大寨，还进一步强化了村庄的基础设施，确保在未来的自然灾害中能保持更强的抵御能力。他的努力和大寨村的故事激励了整个山西省乃至全国，成为了抗击自然灾害、改善生活条件的典范。 1964年3月，大寨村的发展经历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此时，陈永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被誉为农业改革的标杆。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自力更生和带领村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精神很快成为全国学习的对象，形成了“学永贵”、“学大寨”以及“赶大寨”的风潮。 陈永贵在1964年12月的人民大会堂会议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接见和表扬。从北京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是成了一个有着政治责任的领导者。到了1975年，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向陈永贵提出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提议。尽管陈永贵自谦不够资格，但他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承担起将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的任务。 作为副总理，陈永贵坚持不领取工资。五年后，他选择辞去所有官职，回归他深爱的农耕生活。 陈永贵的一生是从一个农民到国家领导者的非凡历程。他不仅改变了大寨村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1985年病重时，他坚持将骨灰撒回大寨。1986年逝世后，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大寨村，村民为他树立了纪念碑，上面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