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景德镇热闹的瓷器一条街上，一家老字号瓷庄里，一个躲了近二十年的叛徒终于露了面。
他是瓷器店的掌柜，人称“陈老板”，但真正的名字叫陈敬斋。
二十年前，他亲手出卖了邓演达，换来一袋银元，却再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
陈敬斋是江西都昌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小时候家里有些积蓄，送他读过几年私塾。
可惜家道中落，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他只好辍学。
后来跑去广州，靠人介绍进了黄埔军校四期。
那年是1926年，全国正闹革命，军校里学生都讲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他也跟着喊口号，但其实心里想的还是将来有口饭吃。
黄埔毕业后，他在国民党里混了一阵子，后来听说共产党那边“理想高远”，又往那边挤了挤。
可两边都没能给他安排实职，他又跑到第三党里钻了个空子。
这第三党，全名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个左右摇摆的派别，反蒋，也反苏，干什么都讲个“中间路线”。
陈敬斋进第三党也不是奔着理想去的，他想着组织上肯定能包吃包住。
头一年还行，领了几笔生活费，但他嘴馋手松，花钱如流水，几次伸手要钱都碰了钉子。
有人说他酒色财气都占，老是出入舞厅，还跟人打过几场架。
1931年5月，蒋介石下了命令，要抓邓演达，开出的赏金是二十万大洋，有些记载说是三十万。
这个价码在当时能在上海买两条弄堂，消息一出来，不少人动了心思，陈敬斋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上海混得不如意，又被调离岗位，心里窝火。
这时候听说邓演达要在上海召开一次干部秘密会议，他立马打起算盘。
他私下联系了国民党特务，说手里有“重要人物的活动情报”，可以换钱。
为了拿到确切情报，他先跑去找了第三党的关系人，说自己“浪子回头”，希望重回组织。
老熟人看他态度“诚恳”，就带他一块儿去参加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在愚园坊一间老公寓，出入都很谨慎，门外还安排了警戒。
当天晚上，陈敬斋装作肚子疼，说要出去买药，他一离开，立刻奔特务站，把具体地址和进出安排交代得清清楚楚。
没过几个小时，上海特务就带人把愚园坊围了个水泄不通，邓演达和12位干部当场被捕。
这起抓捕案震动很大。邓演达是第三党的实际领袖，背景深厚，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国民党左派阵营中地位极高。
被捕之后，国民党方面先软后硬，派人去劝降，还许诺给他副总司令的职位。
他断然拒绝，说：“蒋氏卖国投敌，我岂能同流合污？”
过了半年，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押往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被特务枪杀。
消息出来，全国震惊，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公开谴责蒋介石，说他“草菅人命”，国外也有不少舆论批评南京政府手段残忍。
至于陈敬斋，事情办完，他只拿到了1万元赏金，国民党并没有兑现最初说的数额，还把他的出国申请驳回。
有人说，国民党高层根本看不起这种“出卖老东家”的人，认为他靠不住，只给了点封口费打发。
他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不敢留在上海，悄悄回到老家景德镇，化名“陈福林”，开了一家瓷器店。
瓷器生意是他祖上留下来的手艺，店铺叫“利兴福”，开在景德镇南门街一角。
他天天站柜台，接待客人，一副本分商人的模样，但街坊邻里都说他性子怪，不跟人多说话，也不参加本地的商会活动。
1949年景德镇解放。新政权接管地方，开始清查历史积案。
农工民主党的一位老党员向法宜，就是邓演达的老部下，一直没忘这笔账。
他接到党内通知，说可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历史反革命分子，便主动申请前往景德镇。
他一到当地，走街串巷打听消息，发现“利兴福瓷庄”这位掌柜的很可疑，一打听出生地、过往经历，再看长相，越看越像。
他悄悄联系了江西省公安厅，公安厅向中央报告。
1950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批示中写道：“务必要活捉陈敬斋，核实身份，依法处理。”
1950年3月8日早上，公安干警乔装成外地商人，走进利兴福瓷庄，说要定制一批高档瓷器做礼品。
掌柜热情接待，还带他们进后院看样品。
公安在确认面容后，立刻出示证件，将其当场控制，陈敬斋开始大喊“抓错人了”，说自己叫陈福林，是本地商人。
警察不理他，把他带回公安局，到了局里，对照当年的军校照片、叛变记录、供词材料，一项项核对下来，完全吻合。
他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我就是陈敬斋。”
案件移交北京军事法庭，1950年4月25日公开审理。
出庭的有邓演达当年的秘书、被捕后幸存的干部、第三党的骨干人物。
陈敬斋试图为自己开脱，说当年是被逼的，说“生计困难、情势所迫”，但没人相信。
公诉人当庭指出：“你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主动通风报信，换取赏金。”法庭最终判定他“叛国投敌，致革命干部遇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审判那天，法院外站满了旁听群众，有人举着写有“叛徒伏法，慰烈士英魂”的横幅，当天下午，他被押赴刑场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