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参谋长滕代远的老父亲从湖南省麻阳县出发，辗转月余来到延安，见到了分别15年的儿子，这也是父子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许多“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一位名叫腾飞的作者，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父亲滕代远，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对于我们儿女来说，他不仅是慈爱的好父亲，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循循善诱、为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引路人。”显然，腾飞是许多“红二代”中的一员，而他的父亲滕代远虽然鲜为人知，但在革命历史中却具有重要地位。
滕代远于1904年12月出生在湖南省麻阳县的一个苗族聚居的偏远山村。由于村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村民主要依靠种植红薯和砍柴为生，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滕代远的父亲滕国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身上具备了农民应有的质朴品质。滕代远的母亲谭氏除了日常的家务劳动，还需要纺纱织布来补贴家用。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滕代远自小便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1921年，滕代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识。他原本打算考取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走出那个偏僻的山村。然而，父母强行为他安排了婚姻，娶了一位同县农村的姑娘谭红玉，且这位姑娘并无文化。尽管滕代远深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初时对这桩包办婚姻极为反感，但在无法反抗父母的压力下，他最终与谭红玉结婚。
1923年，滕代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正式离开家乡，那时他年仅19岁。在常德的师范学校中，他接触到新的思想，深刻意识到改变旧中国的现状，唯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让中国实现根本的变革。滕代远与滕代胜、滕代顺等人秘密组织了一个名为“假麻阳新民社”的小团体，并创办了《锦江潮》刊物，宣传马列主义，推动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1938年5月的一个午后，一位老人和一位军人在窑洞前静静伫立。警卫员正在调试相机，准备为这对阔别15载的父子拍下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定格了那个特殊的时刻：身着军装的滕代远站在右侧，面容坚毅；他的父亲滕国权立于中间，衣着朴素却精神矍铄；左边是一丝不苟的警卫员。没有人知道，这会成为父子二人最后的合影。
就在拍摄前的几个小时，一位战士匆匆跑来向滕代远报告：城外来了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老人。那一刻，这位军委参谋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难以置信地听着战士的描述。十五年来，他早已习惯了与家人的分离，却未曾想到父亲会千里迢迢寻到延安。
重逢的场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动容。当滕国权看到阔别多年的儿子时，眼泪夺眶而出。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书生，如今已是军委参谋长，身上的军装笔挺，举止沉稳。父亲伸出的双手有些颤抖，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仿佛要确认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消息很快在延安传开：参谋长的父亲不远千里来寻子。许多离家多年的战士纷纷前来探望这位远道而来的父亲。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滕国权成了所有思念家人的战士们共同的＂父亲＂。他们带来自己的故事，述说对家乡的思念，这让老人倍感欣慰。
主席得知这个感人的故事后，专门安排了接待。当滕国权走进主席的住处时，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一个土炕、一架书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就是全部的陈设。
滕代远在二十三岁时，就担任了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并且多次从虎口中脱险。当地的农民们常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第一次是在枫树岸子的一户姓易的人家里，他正在谈工作时，突然有个叛徒带着兵力前来搜捕。
滕代远灵机一动，迅速跳上床，拉下帐子。叛徒转了一圈，依旧没有找到他，便问床上的人是谁。易家主人镇定地回答：“是我叔父，得病已经有几天了。”叛徒掀开帐子一看，竟然只看到一尊石像，双手端枪，盘腿而坐，顿时吓得后退，连声喊道：“有鬼！有鬼！”
第二次，滕代远还是在枫树岸子，这次叛徒带着国防局的兵来抓他。滕代远赶紧躲进猪栏下的粪池里，用粪草遮住头顶，叛徒下令用刺刀捅，刀刀捅在了硬邦邦的石头上，依旧没找到他。第三次，叛徒发现一个头戴草帽、腰系鱼篓的农民正在田里捉鳝鱼，便上前询问：“老乡，你在做什么？”那人回答：“我在捉鳝鱼。”当叛徒搜遍村子后回到田里再去找那人时，那人早已不见，原来那个人正是滕代远。
滕代远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和干部，坚决坚持“掌权不能谋私”的原则。他在进城后，常有领导和战友来家里做客，包括朱总司令、彭老总、薄一波、王首道、王震等，还有不少中将、少将，他们曾是他在抗大担任校长时的学员。尽管许多客人带来了烟茶水果，或者请他吃顿便饭，但滕代远从不允许报销招待费，他曾明确表示：“这些同志是来我家做客的，怎么能让公家报销呢？”
滕代远的家位于北京煤渣胡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要求更换住所。铁道部几次对房屋进行大修时，滕代远也从未提出过改善或者增设工程项目。最初，滕代远使用的是一辆旧的别克牌小卧车，后来铁道部为领导们准备了两辆吉斯牌小卧车，但滕代远得知后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浪费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