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将被德军攻破，斯大林急电毛主席：你们八路军赶紧派两个师来边境。面对强势的斯大林，毛主席的应对之法令人拍案叫绝。总结起来，就叫“首尾呼应，无懈可击。眼光远大，伺机而动。” 1941年夏季，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亚大陆。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军队突然向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闪电战。凭借高度机械化的装甲部队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德军如同洪水般席卷苏联西部平原，苏军在这场突袭中被迫不断撤退，一路退到莫斯科城下。 与此同时，在亚洲战场，日本皇军早已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军力，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幅员辽阔，东西跨度极大，一旦日军从东部发起进攻，苏联将不得不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严峻挑战。 苏联的战略困境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上的两线受敌，更体现在其战略物资调配的艰难处境。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是苏联东西部联系的生命线，一旦这条铁路被切断，苏联西部战场将失去来自远东地区的重要物资补给。而在战争爆发前，苏联已将大量重工业迁至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这些新建的工业基地成为支撑苏联战争机器的关键，但同时也因地处偏远而面临防御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情报部门对日军意图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的。多次情报显示日军可能随时对苏联发动进攻，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分散注意力，在应对德军主力进攻的同时，还要防备远东日军的潜在威胁。 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后不久，斯大林第一次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铁路交通＂，并委婉地询问是否可以在长城附近部署一些军队，以牵制日军。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正式向中共寻求军事援助。 随着战局的恶化，共产国际也开始向中共施加压力。它提出了＂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才能保证各国人民的自由＂的口号，并强烈要求中共对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面对这些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毛泽东保持了冷静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他向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强调，中共只能做战略上长期的配合，而不是战役上一时的配合，这表明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的战略眼光。 到了1942年，苏德战争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希特勒改变了战略，将攻击重点转向了斯大林格勒。德军集结了超过150万人的庞大兵力，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一步步逼近这座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是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还是伏尔加河上的交通枢纽，控制着通往高加索油田的路线。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不仅会对苏联军民士气造成巨大打击，还会切断苏联获取关键战略资源的能力。 就在德军步步紧逼斯大林格勒的同时，斯大林不断接到情报，显示日军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况最为危急的时刻，斯大林第四次急电毛主席，明确提出希望八路军能够派出一两个师的兵力前往边境地区，并承诺在内蒙古交界处提供新式武器作为交换条件。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八路军急需先进武器装备来提升作战能力，但将部队派往内蒙古交界地区无异于将其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些地区空旷开阔，缺乏有效掩护，一旦日军获知中共部队的行动，极有可能出动空军对其进行打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942年秋，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军队高层领导，专门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请求。会议分析了当时八路军的实际情况：经过数年抗战，兵力已经锐减，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如果此时贸然派出精锐部队前往边境地区，不仅可能导致这些部队因缺乏空中掩护而遭受重创，更会削弱华北根据地的防御力量，给日军可乘之机。 基于这些考虑，会议制定了一套多层次的回应策略：一方面明确表达支持苏联抗击法西斯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则婉拒直接派兵的请求，转而提出更加务实可行的配合方案。这种策略既体现了对盟友的支持，又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可谓首尾呼应，无懈可击。 1943年初，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苏联战场形势虽有所好转，但斯大林仍未放弃寻求中共的军事支持。这一年初，他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军队能在长城内外线进行军事部署，以便在必要时牵制日军。 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毛泽东决定将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队部署在长城一线，准备向东北地区渗透。 这一部署的实施过程极为精细。首先，八路军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情报网络，密切监视日军的一举一动。其次，部队采取了小规模、高频率的骚扰战术，对日军驻地进行突袭，破坏交通线，切断补给，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防御，客观上减轻了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 同时，在边境地区，八路军秘密进行了针对性的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在复杂地形中的作战能力。这些准备工作为日后可能的大规模行动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毛泽东＂伺机而动＂的战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