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中旬，卫立煌被撤职查办，暂住在北平，除傅作义对他很照顾问长问短外，很少有人上门，他似乎被人忘记了。 这时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卫立了。他就趁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有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立煌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的爱群酒店，准备前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账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又一路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酒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 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从电话中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 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离开。 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立煌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住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房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这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卫立煌同意。 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卫立煌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立煌随从人员们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 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搬到沙面旅馆内。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们询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向卫宣布蒋介石的指示：“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吴忠信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在蒋面前很有话语权，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 吴忠信打抱不平，跑去问蒋介石为何如此对待卫立煌，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其实就是一个丢失东北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叫嚣：“杀卫立煌以挽士气！”“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蒋介石确实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他替自己当一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作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现在整个形势被动，还有谁敢带兵打仗？ 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还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住。 卫立煌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分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 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上楼。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有从外地赶来自愿保护他的。 这种处境一直持续了将近二个月，直到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了代总统，卫立煌的看管这才松了起来，他也有了逃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