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爱因斯坦曾敲定到北京大学讲学，但最终却因为“出场费”等问题没能成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922年，日本方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并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爱因斯坦欣然接受，并表示可以抽出两周时间到北京大学讲学。 北大对此自然是十分欢迎的，立即回电表示愿意支付1000大洋作为报酬。 但是，就在双方几乎达成一致时，一些细节问题却成了绊脚石。 爱因斯坦提出，希望将报酬改为1000美元，并要求不仅他自己，连同夫人的路费和食宿都要由北大承担。 这对当时经济拮据的北大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开支。 要知道，原定的1000大洋就已经超过了当时北大教授三个月的工资总和。 尽管困难重重，蔡元培仍然四处奔走，想尽办法筹集资金。著名学者梁启超也慷慨解囊，表示愿意负担一半的费用。 就这样，北大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爱因斯坦要求的数目，蔡元培随即致电德国使馆，表示愿意照办，请代为签约。 消息传来，整个北大都沉浸在兴奋和期待之中。师生们纷纷签名，写下热情洋溢的欢迎信，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不料，令人沮丧的消息却接踵而至。上海的报纸报道说，爱因斯坦在结束日本之行后，将直接前往耶路撒冷和西班牙，而不会路过中国。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消息啊！北大师生们满怀希望，却换来如此结局。一时间，失望和不解弥漫了整个校园。 蔡元培后来收到了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解释了他取消行程的原因。 原来，爱因斯坦在日本足足等了五个星期，却始终未能得到北大的正式回复。 加上一位名叫斐司德的上海博士又提出了与先前约定不一致的条件，这更加深了爱因斯坦的疑虑。 他怀疑北大是否真的愿意履行承诺，邀请他前来。 于是，他决定将原本计划来华的时间，全部用于日本之行，其他行程也因此做了重新安排。 1955年4月18日，76岁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医院辞世。 尽管他的理论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但他本人却未能在故乡德国落叶归根，而是孤独地病逝于美国。 爱因斯坦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两句话未被人听懂，这一遗憾伴随着他的离世而成为永远的谜团。 然而，围绕他的身体，尤其是他的大脑，随后发生的故事更为离奇，也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争议。 在爱因斯坦去世后不久，为确认死因，普林斯顿医院邀请病理学教授托马斯·哈维进行尸检。 原本，这只是一个常规的医学程序，但是哈维却在过程中秘密摘除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并将其带走。这一行为完全未征得爱因斯坦家属的同意 出于对科学研究的狂热兴趣，哈维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切成240片样本，并冷藏在自己的冰柜里。 这一举动虽然在当时医学界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但依旧充满争议。 20世纪50年代，脑科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科学家们对天才的大脑结构充满好奇，尤其是爱因斯坦这样一位颠覆物理学传统的人物。 但是，未经许可擅自摘除和保存死者的大脑，显然违背了伦理。这一事件很快被曝光，哈维也因此被普林斯顿大学解雇。 尽管哈维被社会舆论谴责，但他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却并未停止。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哈维将大脑切片寄送给全球多位脑科学家，希望揭示爱因斯坦非凡智力的奥秘。 一些研究者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发现了与普通人大脑的结构性差异。 例如，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玛丽·戴蒙德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左半球特定区域中的胶质细胞数量远超常人。 胶质细胞对学习能力和记忆的增强有着重要作用，这或许能够解释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的超常表现。 此外，研究还表明，爱因斯坦的胼胝体——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桥——比普通人更为发达。这意味着他的左右脑在信息交换和协同工作方面更加高效。 有传言称，爱因斯坦能够同时用左右手书写，或许正得益于这一特征，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并非无可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仅凭这些解剖学特征，很难完全解释天才的形成。 爱因斯坦的成就更多地源于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而不仅仅是生理结构的优越。 在大脑样本的研究持续进行时，爱因斯坦的家人却始终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如果爱因斯坦生前愿意捐赠大脑用于科学研究，完全可以事先公开表达，而哈维的行为显然是对死者的冒犯。即便在哈维晚年试图归还切片时，爱因斯坦的后人仍拒绝接受。 事实上，爱因斯坦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摘除大脑的科学家。在他之前，数学家高斯的脑部也曾被研究。不同于爱因斯坦的情况，高斯的大脑是经过官方批准后才被摘除。研究发现，高斯的大脑容量接近1500毫升，远高于平均水平，其脑沟的密集程度也远超常人，进一步证实了天才与大脑结构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 爱因斯坦大脑的故事不仅引发了关于天才起源的科学探索，也折射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矛盾。 在这些争议的背后，或许隐藏着人类对天才、对科学的复杂态度。我们既渴望解开天才的奥秘，又常常忽视对个体尊严的基本尊重。爱因斯坦的大脑，无论其是否真的蕴藏着某种特殊的秘密，都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伦理和道德同样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