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7日-28日，2000多位学生冒着倾盆大雨步行来到国民政府请愿，愤怒的学生还直接殴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捣毁了他的办公室。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与学生相见，然后却遭到学生殴打。 东北沦陷，消息像炸雷一样在全国炸开。 短短四个月，东三省就没了，一时间，全国上下骂声一片。 都在问：难道交税养的士兵都是吃干饭的吗？ 彼时，老蒋还在江西“围剿”红军，奉行“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 事变一爆发，他也不得不灰溜溜地回了南京，琢磨怎么应对日本人。 他的策略是：先忍着，不抵抗，指望国际社会主持公道。 说白了，就是把宝押在了国联身上，以为装可怜就能换来同情。 9月29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了声明。 详细说明了事变经过和中国未抵抗的事实，请求国联介入，恢复原状。 结果日本方面指责是中国军队先挑起的事端，并且拒绝接受第三方调解。 国联最后就来了一句不痛不痒的“紧急预告”，要求中日双方撤兵。 中国当然同意，可日本根本不鸟国联。 国联又下了两次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撤兵，可人家还是该干嘛干嘛。 老蒋一看这招不行，又赶紧让代表在国联理事会上提议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可当时的美英苏三国，都是“吃瓜群众”，嘴上说着同情支持，实际行动一点没有，都在观望。 这下，东北彻底沦陷了。 国民政府持续保持沉默，全国民众都急了。 各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集会。 南京20万人，上海20多万人，北京也是20多万人。 大家都在催促国民政府要强硬点，向日本宣战，停止与他们的经济往来，并组建抗日武装。 上海码头上，3.5万名工人开始罢工，日资纱厂的工人们也纷纷响应。 此外，还有超过80万的工人自发组成了抗日救国组织。 学生更是冲在前面，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可政府还是没啥动静。 学生一看和平抗议没用，直接杀到南京请愿。 9月27日，南京下着大雨，两千多名学生冒雨集会，抗议情绪高涨。 甚至对外交部长王正廷动了手，还砸了他的办公室。 北京大学的学生也跑到南京街头示威，结果被警察抓了，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蔡元培这位在五四运动时力挺学生的校长，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潮中，也被学生打了。 “二次革命”后，蔡元培的思想开始从革命转向改良。 他对孙中山搞“护法”另立政权那一套不感冒，还因此被国民党人抨击过。 蔡元培对学生们热衷参与活动挺担忧的，他觉得要救国家，最关键的还是得重视学问。 但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他的话学生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和学生有点对立。 1928年后，蔡元培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本该和教育界脱离关系。 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让他担任“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他又被推到了学生运动的风口浪尖。 蔡元培在国民政府讲话时提到，国家危难时刻，学生不能忽视学业。 为了爱国而放弃学习，损失和失去国土同样严重。 一大群学生从南方来，涌到中央党部门口要求见官，现场情况一度变得很乱。 蔡元培和陈铭枢被派去接见学生，结果蔡元培还没开口就被学生拖出去打了，陈铭枢也被木棍打晕了。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蔡元培年纪大了，被学生拽着走了半里地，头部也受了重击。 后来被送到医院，幸好没啥大碍。 示威的学生在《告民众书》里则说，他们砸了外交部，扯下了国民党的旗帜，还把蔡元培和陈铭枢这两个“走狗”打了一顿。 国民党要人邵元冲在日记里写道，当时中央临时常会正在开，蒋介石提出辞职。 结果学生冲进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还抢了守卫的枪。 后来工作人员抓了十一个学生，经于右任和吴稚晖劝说，才把学生放了。 蒋介石在日记里气愤地说，学生太猖狂了，老先生们还主张宽容，这样下去国家秩序就乱了。 这已经开始露出杀机了。 这种情况下，一个资深的教师和一位高级军官被学生如此对待，确实不太合适。 事后，蔡元培对新闻界说，他理解学生的爱国情绪，但对“学风沦替”的现状很担忧。 之后事态进一步升级。 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数千学生联合示威，再次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砸了党徽和岗亭，还绑架了警察和党部职员。 下午，他们又砸了《中央日报》报社，还放火烧了。 国民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和宪兵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30多个学生，逮捕近百人，这就是“珍珠桥惨案”。 王正廷后来提起，他觉得在外交工作中最自豪的是那次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经历。 而最让他感到不幸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学生面前吃了耳光。 当时，中国驻巴黎大使施肇基也被学生打了，愤而辞职。 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也跟着辞了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