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陈长捷却姗姗来迟，看到傅，马上阴着脸说：“按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 1959年北京西单，鸿宾楼。陈长捷姗姗来迟，脸色阴沉。 傅作义作东，为他接风洗尘。 十年的牢狱之灾，换来的却是故人略显尴尬的笑脸。 这顿饭，陈长捷吃得不是滋味，脱口而出：“换做从前，这饭我不会吃！” 这句话道出了他和傅作义之间复杂的关系。 陈长捷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我和傅作义成了同学，后来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 抗战胜利后，陈诚重整军队，非嫡系的陈长捷被冷落，成了无足轻重的“编外人员”。 他和一众被排挤的军官前往中山陵哭陵抗议，震惊一时。 结果，抗议没用，“哭灵事件”后，陈长捷被调到兰州，成了第八补给区的司令，外人戏称他为“仓库保管员”。 这段经历，无疑是陈长捷心中的隐痛。 1947年，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司令，不忘提携老同学。 陈长捷的办事能力和“陈辣子”的作风，傅作义十分欣赏。 陈长捷从兰州调到了天津，担任津塘防守区副司令和天津警备司令。 对陈长捷来说，这任命真是及时雨。 他感激傅作义的赏识，决心当好“南大门”的忠诚守卫。 到任天津后，陈长捷全力加固城防，构筑工事，甚至得到了老蒋的称赞。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傅作义问陈长捷能守多久，陈长捷拍着胸脯说至少能守半年。 这份承诺的背后，是陈长捷的忠心，也是他个人的判断。 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同时攻克北平和天津，只要天津坚守，就能为傅作义在北平争取时间和筹码。 解放军即将攻城，刘亚楼多次派人找陈长捷，商量和平解决的事。 陈长捷也不是没动摇过，但他更看重傅作义的指示，坚信只要坚持守住，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这句话模棱两可，陈长捷就以此为由拒绝和谈。 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傅作义承担军事责任，却不知自己已成为傅作义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傅作义和解放军谈和的时候，陈长捷并不是完全蒙在鼓里。 但他选择相信傅作义，并且效仿傅作义的做法，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加强城防工事。 解放军把谈判地点选在了城北发电厂，目的是让陈长捷搞错主攻方向。结果，解放军从市中心突破，直接切断了天津守军的联系。 陈长捷的算盘落空了。 天津解放时，陈长捷被关进了监狱，而傅作义则在北平发起了起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陈长捷被俘，成了战犯。 就在同一天，傅作义在北平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和谈。 天津被攻陷后，傅作义失去了谈判的资本，北平成了孤城。 七天后，傅作义同意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消息传到功德林，陈长捷如遭雷击。 他对傅作义的“变卦”感到既气愤又困惑。 在陈长捷看来，自己忠心耿耿，为傅作义死守天津，而傅作义却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成了起义将领，而自己却成了阶下囚。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陈长捷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被傅作义背叛了，心里充满了怨恨。 在功德林，每当提及傅作义，陈长捷都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黄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陈长捷在天津的顽抗，恰恰给了傅作义在北平谈判的筹码。 在功德林的十年改造生涯，陈长捷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这段历史。 他意识到，自己并非完全无辜。 他对傅作义的盲目信任和对局势的误判，也是导致天津迅速失守的原因之一。 而傅作义的北平起义，虽然让他背负了“背叛”的骂名，却也避免了北平的生灵涂炭。 1959年，陈长捷被特赦。 在鸿宾楼的那顿饭，虽然充满了尴尬和怨怼，但也为两人多年的恩怨画上了句号。 陈长捷的“脱胎换骨”，不仅仅是脾气的改变，更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对自身的反省。 陈长捷与傅作义这对曾经的同窗好友，因为天津战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点。 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对错好坏，交给后人去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