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孙元良在兵团部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见应者寥寥，孙元良杀心大起，准备将策划起义的董宋珩等人捕杀。 1949年12月，孙元良在十六兵团部里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前来赴宴。 这时候，解放军的炮火声已经在成都城外清晰可闻，局势愈加紧张，但孙元良似乎没有察觉到这种危急。 他的宴会精心安排，却见应者寥寥，屋子里显得冷清且压抑，孙元良脸色阴沉，内心的疑虑也越加浓烈。 宴会结束后，他的杀心逐渐显露出来，他怀疑董宋珩等人可能已经与解放军达成协议，心生忌惮，便计划捕杀这些策划起义的人，稳定军心。 孙元良是国民党的一位中将，生于1904年，家族背景显赫。 他在1937年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指挥第88师顽强抵抗日军，战斗激烈，最终虽未能守住阵地，但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然而抗战胜利后，孙元良的表现逐渐令人失望，他在重庆担任警备司令期间，不仅对军务不上心，甚至常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导致军纪松散，恶劣的影响在重庆广为流传。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让很多将领对他的领导心生不满。 1948年8月，孙元良晋升为十六兵团司令，但这支兵团自始至终都是人数最少、装备最差的部队。尤其在陈官庄战役中，十六兵团因兵力不足、管理混乱，迅速被击溃，孙元良本人则再次展现了他“逃跑将军”的本色，迅速从战场撤离，回到南京。 蒋介石对孙元良的表现虽然心中不满，但为了平衡川军的势力，仍旧选择让他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寄望于他能够用川军的人力资源来填补十六兵团的空缺。 然而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的局势对国民党愈加不利，解放军的迅速推进使得国民党残余势力节节败退。 解放军向四川逼近时，孙元良被任命重建十六兵团，并赴四川招兵买马，但就在这一时期，兵团内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董宋珩、曾苏元等将领，对孙元良的指挥和作风极为不满。 董宋珩是川鄂绥靖公署的副主任，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已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决定与解放军合作，策划起义。 1949年12月，解放军的炮火越来越近，孙元良内心的恐慌感也在不断上升。 宴会过后，他计划动手除掉董宋珩等人，但此时解放军的推进已经让许多将领看不到坚持下去的希望。董宋珩意识到危险临近，迅速与曾苏元等将领商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几日后，董宋珩和曾苏元带领所部在四川什邡通电起义，宣布加入解放军的行列。这次起义迅速得到解放军的响应，解放军第一工作团也随即进入什邡，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 董宋珩等人的起义让孙元良措手不及，原本打算以武力镇压的计划也变得毫无意义。他意识到局势已经无可挽回，选择带领残部从什邡撤离，向广汉方向转移。 此时的广汉，已经汇集了十六兵团的残余力量，但战斗力极为薄弱，孙元良企图继续组织抵抗，但无奈军心涣散，解放军步步紧逼，他的部队在面对解放军时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防线。 在局势走投无路之际，孙元良再次决定撤退，这一次他的目标是成都。 1949年12月底，解放军攻克成都，孙元良带着仅剩的残部仓皇逃往台湾，最终彻底失去了在大陆的立足之地。而董宋珩等人带领起义的十六兵团，成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对于董宋珩来说，他和曾苏元的起义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长期以来，孙元良在兵团中的独断专行，以及对士兵和将领的苛待，已经让许多将领积怨已久。 特别是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董宋珩与曾苏元意识到继续抵抗只会徒增牺牲，选择起义既是对自身和士兵的保护，也是对时代大势的顺应。 这场起义背后，也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争夺。孙元良之所以能够一路晋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背景和叔父孙震的庇护。 然而，正是这种裙带关系，使得他在部队中并没有真正的威信和号召力。当下属将领看到希望渺茫时，选择离开孙元良、投入解放军，成为了必然的结局。 1949年12月23日，解放军的第一工作团进入什邡，对起义的十六兵团进行整训，自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 而孙元良带着他的家族和残部，逃往台湾，继续他的军旅生涯，最终在台湾定居，结束了他在大陆跌宕起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