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名人日记之前虽然读过超过十种，但均是活跃在20世纪的人物，日常生活与今天差别已不大。这段时间翻阅《何绍基日记》（跨度为1834～1873年），时代早于之前读过的那些日记半个世纪以上，加之何绍基未在通商口岸活动，日记反映的大体是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有两点感触特别深：
一是医疗条件，何绍基时代现代医学尚未在中国内地推广，他一生接受的都是传统中医治疗。日记中多次记录腹泻、发热等症状月余不愈，看来并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几位中医轮番开药，今天甲郎中试试几味“温性”，如不管用，明天乙郎中再反向开“凉性”药方，后天某友人/同僚/上司力荐的丙郎中（之前恰好“治愈”了推荐人的病）带来的药方不仅不见效，症状更烈，往往如此反复折腾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大概靠身体免疫力自愈，到底如何致病如何康复，皆不明就里，治疗更是像盲人摸象。这样“小病大养”的过程，对古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心情大有影响
二是信息沟通，何绍基时代别说电话，清廷对电报尚一无所知，何绍基恰逢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岁月，无论身处权力边缘的他，还是紫禁城的清帝，一样无法即时掌握帝国境内的突发事件，特别是军事动向，快则大半个月，慢则两个月，才能通知中国本部地区的各级官僚，不仅如此，彼此矛盾的虚假情报丛生，还难于查证。对前现代帝国而言，“与距离斗争”真是生死存亡所系，而遥控指挥的朝廷中枢，除了资源调度，几乎对一线处置提供不了任何有效的指导，端赖直接负责人的个人素质。
